白律师猛地坐直：“我没看见！”

“他没进律所，只在外头转悠。”张昉掏出怀表看了眼，“现在应该刚离开外滩。徐少言，你待会儿下楼，让阿飞带两个人，跟着他。别动手，只看他去哪儿，见谁，说什么。宋英华——”他转向宋英华，“你今晚去趟提篮桥，找老狱警赵伯，就说‘乔杉托我问问他，当年在龙华监狱，是否见过一个叫陆砚秋的人’。赵伯若摇头，你就递给他一包‘哈德门’；若他点头，你就说‘陆先生托我问候他，还说，1932年腊月十七的雪，下得真大’。”

宋英华额角沁出细汗：“老板，陆砚秋……是那个替共产党送过三次密电码本的……”

“嘘。”张昉食指抵唇，窗外恰巧传来梅香一声清越的“哎——”，尾音袅袅，仿佛掐断了所有未出口的话。他收回手，重新点起一支烟，火光在昏暗里明明灭灭：“茶楼是幌子，公司是梯子，沙逊是跳板，王掌柜……才是咱们真正要攀的那根绳子。他今天伸一根手指，明天就能拽咱们上楼。可绳子太滑，得打个结——赵伯就是那个结。”

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吐出最后一口白气：“告诉赵伯，陆砚秋没死。他现在在北平，教书。教数学。”

楼下忽然响起一阵哄笑，是孟书仪读到什么趣事，何夕颜掩嘴轻笑，周素衣端着咖啡豆罐子探出头来，正撞上张昉俯视的目光。她微微颔首，转身回到吧台，研磨机嗡嗡响起，细密的咖啡粉簌簌落下，像一场微小的雪。

张昉望着那抹身影，忽然问：“周小姐的咖啡豆，是从哪进的？”

徐少言一愣：“呃……她说是从云南保山，一个叫‘阿坡’的傈僳族猎人手里收的，用鹿皮袋装，路上走了二十三天。”

“阿坡？”张昉眯起眼，“他左耳缺一块，右眉有疤，说话带浓重滇西腔，对不对？”

徐少言瞠目：“老板您……认识？”

张昉没答，只深深吸了口烟，烟头在暮色里燃得通红。他想起昨夜密室灯下，那张泛黄的滇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七个地点，其中一处，正标着“保山·怒江渡口·阿坡寨”。而地图背面，是一行褪色钢笔字：“1944年秋，阿坡带路，送三十箱奎宁过江。药到，松山阵地守军活下七百一十三人。”

烟燃尽，他掸了掸灰，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不认识。只是听说，那边的咖啡豆，比上海的，苦一点。”

话音未落，楼梯口传来脚步声，阿飞探进半个身子，帽檐压得极低，声音压得比蚊子还细：“老板，东边香堂……那人，动手了。”

张昉抬眸，烟灰无声坠落。

“哦？”

“他绑了隔壁绸布庄的伙计，吊在梧桐树上，说再不交保护费，就割舌头。”

“割舌头？”张昉慢慢笑了，眼角纹路舒展开来，竟有几分温煦，“倒是个讲究人。舌头割了，以后怎么唱戏？”

他站起身，整了整袖口，朝楼梯走去。经过白律师身边时，忽而停下：“白律师，明天去沙逊之前，替我做件事——查查1937年11月8号，上海《申报》第三版右下角，登过一则什么广告。”

白律师迅速掏出小本子记下日期，抬头欲问，张昉已步下楼梯。木阶吱呀作响，每一声都像踩在人心弦上。

楼下，梅香的歌声正唱到高处：“……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张昉穿过人群，径直走向东侧大门。推开木门时，晚风裹挟着梧桐叶与血腥气扑面而来。巷口那棵老树上，果然吊着个青年，裤脚沾泥，双手反绑，嘴里塞着破布，眼睛瞪得几乎裂开。

张昉仰头看了看，点点头：“舌头确实还在。”

他转身对阿飞说：“去，把绸布庄老板请来。告诉他，他店里的‘双鱼牌’绸缎，我乔记茶楼全包了。另外——”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树上颤抖的身影，“告诉那个香堂主，乔记愿意交保护费。但有个规矩：以后每月初一，他亲自来茶楼领钱。钱不给现金，给一张‘乔记实业’的本票，盖着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章。”

阿飞一怔：“可……汇丰还没给章啊！”

张昉笑了，从怀里掏出一枚铜章，边缘磨损得厉害，印面却清晰可见“乔记实业·财务专用”八个字：“先刻个假的。等真章到了，再换。记住，让他亲眼看着我盖章——盖完，我请他喝杯茶。”

他转身回店，木门在身后轻轻合拢。门楣上方，新挂的匾额漆色未干，“乔记茶楼”四个字苍劲有力，墨迹在晚风里微微浮动，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木框，飞入渐浓的夜色之中。

而此时，千里之外的舟山机场跑道尽头，一架涂着青天白日徽的C-47运输机正轰鸣着腾空而起，机腹货舱里，一只樟木箱静静躺着，箱角钉着铁皮铭牌，刻着两行小字：“乔记实业·沪港试运·1949.9.2”。

箱内并无茶叶，只有一叠崭新的《上海工商日报》，头版头条赫然是——《本市首家私营企业注册条例实施细则公布，即日起受理申请》。

落款日期，正是明日。

广告位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