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昉吐出一口烟圈，目光落在白律师摊在桌上的旧存单上，纸面泛黄，边角微卷，油墨印痕深浅不一，却每一张都盖着“上海中央信托局”或“中国银行沪行”的红章，还有几份甚至带着“大清银行”残印——那是光绪三十四年到宣统三年间发行的老票子，如今黑市价翻了三倍不止。他伸手捻起一张，指腹摩挲着纸面粗粝的纹路，忽而一笑：“白律师，你有没有算过，这五十万大洋，折成黄金，能买多少两？”
白律师正低头核对存单编号，闻言抬头，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玳瑁框眼镜，镜片后目光微闪：“按今早外滩金号挂牌价，一两黄金兑七十二块袁大头，五十万除以七十二，约莫六千九百四十四两。不过——”他顿了顿，声音压低半分，“老板若真要换，得走地下银楼，他们收老票子，折价更狠，但给的是足赤九九金条，不掺铜铅。另外，舟山那边最近风声紧，国军稽查处刚在岱山扣了三艘运金渔船，说是查‘共党私运’。所以……黄金不如现洋稳妥。”
徐少言立刻接口：“那美元呢？我们手头还有八千美钞，全是美占区发行的蓝版，水印、凹版、冠字号全齐，连银行柜员都难辨真假。”
“美元更麻烦。”白律师摇头，“现在上海禁用外币，连菜场买萝卜都只收人民币或旧法币，您揣着美钞出门，等于揣着烧红的铁块——烫手还惹眼。前天虹口有个裁缝，就因被举报藏了二十块美钞，关进提篮桥三天，最后罚没三百块大洋才放人。”他抬眼扫过三人神色，忽而话锋一转，“不过……若老板真想让钱生钱，倒有个法子，不靠黄金美元，也不靠存单。”
张昉指尖夹着烟，没动，只静静看着他。
白律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本薄册，深蓝色硬壳封面，烫金印着“麦肯齐·远东商业年鉴（1948修订版）”，翻开内页，纸页间夹着一张泛蓝的单据——是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港元定期存单”，年息百分之六点五，期限三个月，户名赫然是“乔记实业有限公司（筹备处）”，金额三十万港元。
“这是？”宋英华凑近细看，眉头微蹙。
“预开户凭证。”白律师合上册子，声音轻而笃定，“汇丰银行规定，内地客户须由英资律所担保，方可提前开立账户并存入首期资金。我们已走通沙逊洋行关系，明早这份凭证就会飞往香港，由汇丰总部加盖骑缝章。等公司注册完成，三十万港元自动转为正式账户，利息照计。更重要的是——”他指尖敲了敲封面，“年鉴第27页写得很清楚：香港所有外资银行，均承认‘汇丰港元’为法定结算货币，可在九龙码头、中环货栈、油麻地仓库直接抵扣运费、仓租、报关费。换句话说，您在上海买进的茶叶、生丝、火柴、肥皂，只要贴上‘乔记’标签，装箱时就能用这张存单抵充五成货款，根本不用现银过手。”
徐少言倒吸一口气：“这不等于……空手套白狼？”
“不是空手。”白律师纠正道，“是把信用当本金。汇丰认的是沙逊的招牌，沙逊认的是麦肯齐的签字，麦肯齐……”他略作停顿，看向张昉，“认的是您五十万大洋的诚意，和明天那十万现洋的履约力。”
张昉终于笑了，烟灰簌簌落进 ashtray，他弹了弹烟，忽然问：“白律师，你跟沙逊的人，熟不熟？”
白律师一怔，随即颔首：“沙逊旗下有家‘远东保险’，我替他们处理过三起船舶险理赔案，赔了八万英镑，没留半点把柄。主事人霍华德先生，上个月还请我在丽都花园喝过下午茶。”
“好。”张昉将烟摁灭，站起身，绕过大班台走到窗边。窗外暮色渐沉，西边舞台灯光次第亮起，梅香正领着几个姑娘练《夜来香》的和声，嗓音清亮婉转，像一缕游丝钻进二楼的寂静里。他望着那束光，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你明天去趟沙逊洋行，带两样东西——第一，这张三十万港元的存单副本；第二，我手书的一页便笺，写明‘乔记实业愿与沙逊洋行共建沪港贸易通道，首批货物清单附后，望霍华德先生拨冗审阅’。”
宋英华脱口而出：“老板，咱们哪来的货物清单？”
张昉转过身，嘴角噙着一丝极淡的笑意：“没有，就现编。茶叶写‘祁门红茶五百箱，狮峰龙井二百斤’；生丝写‘震泽土丝三千斤，辑里湖丝一千五百斤’；火柴写‘燮昌火柴一万打’；肥皂写‘中国肥皂厂雪花膏五千盒’。名字越实越好，产地、规格、数量，一个不能少。再加一句——‘所有货物已委托麦肯齐律师事务所办理海运提单及保险事宜，即日启运’。”
徐少言听得头皮发麻：“可这些货……咱们连影子都没见着啊！”
“谁说没有？”张昉踱回桌边，拿起白律师刚整理好的旧存单，随意翻了翻，“朱所长家里搜出来的三万二千大洋，我挑了两万七千块品相最好的，剩下的全换成了‘大清银行’钞票。昨儿下午，我让阿峰跑了一趟南市，买了三百斤陈年普洱、五十斤碧螺春，又托人从苏州弄来两百斤洞庭山枇杷膏——就搁在后院柴房第三间，用桐油纸包着，底下垫着石灰防潮。那些茶叶膏，够贴满五十箱‘乔记’纸箱了。”
白律师瞳孔骤然一缩：“老板，您……早就算准了？”
“算不准。”张昉摇头，目光扫过三人，“我只是知道，霍华德这种人，每天要看二十份合同、三十封电报、五十张提单。他需要的不是真货，是‘可信的假象’——一个敢把名字印在货箱上、敢拿大洋押海运、敢让英资律所背书的商人。至于货在哪？三个月后，等咱们公司执照下来，船队租好，仓库备齐，自然就‘运到’了。就算没运到，”他笑了笑，“三十万港元利息，也够付半年码头堆存费。”
屋里静了片刻，只有楼下隐约传来的琵琶轮指声，叮咚如雨。
宋英华喉结滚动了一下，终于忍不住：“老板，您这招……是不是太险了？万一霍华德派人去南市查货呢？”
“查啊。”张昉坐回椅子，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眼神平静无波，“让他查。阿峰买的普洱，铺子老板姓王，是漕帮余脉；枇杷膏作坊主叫沈阿炳，抗战时替军统运过药；碧螺春的货主，是我表叔家的堂兄，在太湖边种了三十年茶。这些人，经得起查。查得越细，越显得咱们老实本分——土财主嘛，就是只会买茶、囤膏、贴箱子，别的什么都不会。”
他放下茶杯，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真正该担心的，不是霍华德，是另一个人。”
三人同时屏息。
“王掌柜。”张昉声音陡然沉了下去，“他昨天递上去的建议书，剿掉哈尔滨大楼，只用了一天。可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是哈尔滨大楼？”
徐少言皱眉：“因为那儿是青帮残余最大的窝点，藏了三十多支快慢机，还有两挺捷克式……”
“错。”张昉打断他，“是因为哈尔滨大楼顶层，住着个叫周世昌的英国工程师。他负责设计新海关大楼的通风系统，图纸就在他床头柜里。军管会要的不是剿匪，是要图纸。王掌柜递建议书，表面是清查敌产，实际是替军管会‘顺藤摸瓜’——先端掉大楼，逼周世昌躲进领事馆，再通过外交渠道‘请’他回国休假，图纸自然就归了咱们。”
白律师脸色微变：“您的意思是……王掌柜，早就知道咱们在办公司？”
“他不知道公司。”张昉冷笑，“但他知道，我这个‘外地来的土财主’，既不炒股，也不炒金，更不碰房产，偏要砸五十万大洋开茶楼、雇律师、跑香港——图什么？图茶楼里那几十个唱小曲的姑娘？还是图白律师教你们背《公司条例》？”他停顿两秒，目光如刀，“所以，他今天下午，派了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去了趟麦肯齐律所门口，假装问路，实则数了进出人数、记下车牌、拍了三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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