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六。

北京城的年味还没散尽，棋盘街上家家门口还挂着桃符。

沈默站在正脉学社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豆浆，看着街面上来来往往的人。

和往年正月不同，今年棋盘街上多了一种人。

这种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襕衫，有青布直裰，有半旧道袍，有打着补丁的也有簇新绸面的。

他们操着南腔北调在大街上互相问路，在书坊门口探头探脑，在客栈门前跟掌柜讨价还价。

举人。

天下举人进京了。

会试之年，每逢辰、戌、丑、未年开科。

今年是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正是大比之期。

两京十三省的举人，从去年腊月开始便陆续动身，走水路走陆路，赶在正月初八之前到北京报到。

按制，全国举人名额约一千二百人，加上往科落第留在北京继续备考的，再加上国子监的监生，今年会试的考生总数大约三千多人。

三千多个举人，每个人都要买书、要看范文、要做模拟题。

这个市场，比乡试时大了十倍不止。

账房里，周文举已经在等着了。

桌面上摊着三本册子。

一本是沈默花了两个月整理出来的《嘉靖二十六年以来六科会试命题全录》。

一本是沈默搜罗来的本届主考官袁炜历年所撰青词、奏疏和序文的汇编。

还有一本是空白的，他这是等着往里面填东西。

“沈兄弟，你真打算开班？”

周文举的语气里既有兴奋又有紧张：

“三十个人，每个人收五两银子，那可是……一百五十两。”

“一百五十两算什么？”

沈默在椅子上坐下，翻开那本命题全录：

“会试要是能押中方向，咱们卖出去的书可不止一百五十两。”

“你真能押中？”

沈默没回答，而是把命题全录推到周文举面前，翻到折角的一页。

这一页上画着一张表格，是沈默用炭笔自制的。

横轴是六科会试的年份，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虚位以待）。

纵轴是四书文的出题范围，《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你看这个。近六科会试，四书文共出二十四道题。其中《论语》只占了四道，《孟子》六道，《大学》七道，《中庸》七道。”

周文举凑过来看了看：“这有什么讲究？”

“当然有讲究。《论语》四百九十八章，《孟子》二百六十章。按比例说，出题最多的应该是《论语》，最少的是《中庸》，《中庸》只有三十三章。”

周文举愣住了。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庸》三十三章，出了七道题；《论语》将近五百章，只出了四道。为什么？”

周文举答不上来。

“因为会试不是乡试。乡试考的是基本功，题目多半中正平和。”

“会试考的是选拔，三千多个举人，人人都会背《论语》，怎么筛出顶尖的三百个？只能在偏题、窄题、截搭题上做文章。”

“《中庸》短，《大学》也短。短就意味着考官好从中截取、拼接、翻转。”

“给一句看似矛盾的话，让你八股里把它说圆。”

“这对考生的经义功底和思维缜密程度，都是极大的考验。”

他翻了一页，露出另一张表格。

“再说五经。五经是分房考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每个举人选一本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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