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会议中，定国公徐文壁一言不发。
这些年来，靠着操办皇室各种典礼，定国公徐文壁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朝会的时候，定国公徐文壁的位次要比阁臣都要靠前。
不过这是内阁会议，所以徐文壁...
奉公苑动工第三日，堺港东区便已初见轮廓。百名明匠以尺墨为引，在夯土基上划出飞檐翘角的走向；倭人工匠则依图凿石铺路，将海港运来的青砖一列列码成曲径回廊。高顺安每日亲临监工，手中握着吴绍祖亲批的工料清单：琉璃瓦须自泉州窑定制，窗棂雕花要请苏州老匠手刻松竹梅三友纹，连温泉池底铺就的鹅卵石，亦得是浙江太湖所产、经水磨三年方得圆润光泽。有倭人工头私下嘀咕：“此非馆舍，分明是天皇御苑。”话音未落，宪兵巡哨便驻足而立，目光如刃，那工头再不敢多言半句。
吴绍祖却未踏足工地半步。他每日卯时起身，先至倭王御所叩拜，继而端坐检查署正厅，听各藩商馆呈报——长州送来三十担海盐，萨摩呈交十七船硫磺，土佐运抵五车樟脑膏。账册由吏员当堂核算，银钱入库即刻登记造册，倭银公司派驻专员在侧，按《堺港条约》抽成二成七分，一分归倭王内帑，一分充检查署经费，余下五分七厘，尽数拨入奉公苑营建专款。高顺安曾私下劝道：“大人，此笔银两原可修三条官道、建十座义仓，何苦尽数填于苑中？”吴绍祖只笑不答，反取来一张新绘地图，摊于案上——那是倭国九州至本州诸藩商路密布之图，红线标注处皆为倭银公司新设分行所在，蓝点圈定者，则是各藩大名私库银号位置。他指尖轻叩图上熊本、肥后、筑前三地：“你看此处，三家银号账目月月亏空，却仍强撑门面。为何？因他们需备足银钱，供主君赴堺港‘奉公’之用。银子流不出藩境，便只能流进倭银公司口袋。”
果然，半月之后，熊本藩家老携重礼登门，求购“奉公苑专用青瓷碗盏”，开价八百银元一套。吴绍祖未接礼单，只令书吏取来倭银公司新印《奢侈品采买指南》，翻至青瓷页，指着旁注小字：“凡首轮轮值大名所属藩国，首购减三成。”家老喜出望外，当场签下五百套订单。次日，肥后藩使者踵至，欲订紫檀嵌玉屏风，吴绍祖却摇头：“屏风已售罄。然倭银公司新到波斯地毯三十卷，织法与唐时胡商所遗图样无二，售价千二百银元，唯限奉公大名采买。”使者踌躇再三，终以抵押藩库三年盐税为信，换得一卷。消息传开，诸藩商馆灯火彻夜不熄，账房先生伏案清点现银，掌柜奔走调兑倭银钞票，更有精明者暗中联络明商，托其从泉州、宁波私购瓷器漆器，欲抢在奉公苑落成前备齐家主所需陈设——此举恰中吴绍祖下怀。倭银公司顺势加印钞票，以“奉公特供券”名义发行，加盖检查署朱印，通行全倭，连京都寺社纳捐、公卿聘礼皆须以此券结算。
此时，岛津义久已离堺港归藩一月。他返萨摩当日，即命家臣清点府库，得银六万七千余两。次日，一封密信自堺港递至鹿儿岛城：倭银公司告示，奉公苑首期陈设将于秋分吉日启用，首批入驻大名为萨摩、长州、土佐三人，每人配赠“奉公十二器”——宣德炉、建盏、沉香匣、苏绣屏、紫砂壶、青花瓶、玳瑁梳、螺钿匣、云锦袍、金丝扇、犀角杯、白玉镇纸。信末附价目：若欲增购同款，每件加收三成溢价。岛津义久抚信良久，忽召家老：“速查藩内可典当之田产、矿脉、船队。另，命萨摩商社暂停向朝鲜贩售铁炮，转而全力收购大明铜锭、生漆、桐油。”家老愕然：“主公，此非军需？”岛津义久冷笑：“军需是刀剑，奉公是脸面。脸面若塌，刀剑再利亦难服众。”
长州藩亦不遑多让。毛利辉元返程途中，便命快船先行回防府，将西国道沿线三处古寺地产押与倭银公司，换得银三万两。归藩翌日，即遣使赴堺港订制“长州奉公别院”全套摆设：光是庭院枯山水所用白砂，便指定须购自伊势神宫后山百年筛洗之砂，价逾千银元；戏台所用桐木梁柱，必取自纪伊熊野千年古桐，运费另计。更令人咋舌者，其家臣竟暗中重金延请苏州绣娘二人，携双面绣绷赴长州，只为赶制一幅《奉公苑春景图》，欲悬于别院正厅，以彰体面。此事被检查署密探报至吴绍祖案前，他只提笔批道：“准其绣娘入境，然须持倭银公司特许文书，且绣品须经检查署验讫方得悬挂。”——绣娘入境之日，倭银公司即奉上绣架、丝线、金箔全套物料，价目单上赫然标价五千银元，含“奉公特供税”一成二分。
最擅借势者，莫过于长宗我部元亲。他离堺港前，已与倭银公司签下十年樟脑包销契约，以土佐年产七成樟脑作抵押，换取倭银公司垫付奉公苑陈设银两，并允诺每年增产两成。归藩后，他亲赴高知城外荒岭，征调三千农夫垦殖新田，所种非稻非麦，竟是大明引进之甘薯与棉花。农夫不解：“主公不种粮，反种此物何用？”长宗我部元亲指堺港方向：“此物纺成布，染成色，便是奉公苑里诸公穿的云锦袍料。卖一匹布，胜收十石米。”农夫恍然，日夜开垦。数月间，土佐藩内棉田漫山遍野，织坊昼夜机杼声不绝。倭银公司更派员常驻高知，专收棉纱，以银元折算，价格竟高于市价三成——实则此银元乃倭银公司新发“奉公券”，长宗我部元亲以棉纱换券，再持券赴堺港采买，循环往复，银钱始终滞留倭银体系之内。
京都方面，木下秀吉之困愈深。大久保吉贵在京都核查授田，虽未强行干预分配，却日日携文书巡访寺社、公卿宅邸，查验田契真伪。某日，他突至醍醐寺，指僧人所献地契中一块三百石水田，实为寺田旧籍所载之“龙王池”，早已淤塞成沼，无法耕种。寺僧辩称“近年疏浚，已复旧貌”，大久保吉贵当即命宪兵掘地三尺，泥下竟显朽木桩界碑，刻有“永禄九年勘界”字样。消息传至二条城，木下秀吉面色铁青。石田三成急谏：“主公，寺社田产不可轻动，否则天下佛寺皆将倒向公卿！”前田利家却叹：“然若任大久保如此查下去，三个月后，新选组三百武士授田之数，恐不足百人。”木下秀吉默然良久，终于提笔写就一封密函，遣心腹快马送至堺港，函中未提授田，只言：“闻奉公苑将启，京都诸公皆愿观瞻。恳请吴大人准予京都市民于开苑之日入苑游览，以彰王化之盛。”吴绍祖展信而笑，对高顺安道：“木下秀吉终于低头了。他不是要看苑，是想借民众之眼，窥我虚实。”当即批复：“准。然入园须持倭银公司特制观览券，每券售银五元，所得充奉公苑 upkeep之资。”——五元之价，相当于京都一户中等人家半年口粮，寻常百姓断难问津。木下秀吉得复，只得命京都市政司暗中购券千张，分发给公卿、寺社、町人代表，令其盛装入园，拍照绘图，详录每处陈设尺寸、材质、来源。巡查宪兵“无意”放行数名僧侣，彼等携画师潜入珍兽园，竟将孔雀尾羽根数、梅花鹿角分叉皆记于素绢之上。
九月秋分，奉公苑落成大典。吴绍祖亲率检查署属员，迎倭王驾临。王驾未至，先见三大名轿辇鱼贯而入：岛津义久所乘朱漆大轿，顶覆鲛皮，四角悬金铃；毛利辉元轿帷绣金鹤，帘缀珊瑚珠；长宗我部元亲则乘新制倭式马车，车身包铜，轮镶象牙。三人甫下车，即被引至各自别院。岛津院中，宣德炉青烟袅袅，建盏釉光如墨；毛利院内，唐伯虎仿作悬于壁，紫砂壶温润如脂；长宗我部院中，沉香匣启盖即散异香，苏绣屏上鸳鸯栩栩欲飞。三人相视，皆见彼此眼中灼灼光芒——那非是欢喜，而是被点燃的、不容退让的攀比烈火。
大典正午，倭王登临主殿“观澜阁”。吴绍祖立于阶下，朗声宣读《奉公新章》：自明年起，轮值大名除四月奉公外，须于奉公苑内设“藩国贡宴”，宴请倭王及检查署诸官。宴席规格，依各藩石高而定，最低不得少于百桌，所用器皿、食材、乐舞，皆须采自大明或经倭银公司认证之舶来品。岛津义久耳闻“百桌”二字，手指微颤——萨摩年入不过五十万石，百桌宴席耗银恐逾万两。毛利辉元垂眸掩去惊色，心知长州纵有百万石，亦难年年挥霍至此。长宗我部元亲却抚掌而笑：“妙极！土佐虽贫，然新垦棉田已收三季，纺纱售券，正可支应此宴。”
典礼毕，吴绍祖邀三人登阁远眺。海天之际，十余艘大明水师战舰静泊如铁壁，桅杆高耸入云。他指向远处新筑码头：“此为‘奉公港’，专停大名座船。明年起，凡轮值大名抵港，须以倭银公司特制金漆船牌悬挂船首，方准靠岸。”岛津义久顺其所指望去，见一艘萨摩商船正缓缓驶入，船首赫然钉着崭新金牌，上镌“萨摩奉公一号”六字，在秋阳下刺目生辉。他喉结滚动，终未言语。
暮色渐染，奉公苑灯火次第亮起。温泉池畔雾气氤氲，戏台上《牡丹亭》唱腔婉转，珍兽园中孔雀开屏，映着琉璃灯影流转。三大名各自归院，却无一人就寝。岛津义久召来心腹，低语：“明日即遣快船，购景德镇新窑青花万件，务须赶在明年奉公宴前运抵。”毛利辉元则命家臣连夜拟就《长州奉公贡宴章程》，内列“金丝楠木案几二十张，苏州缂丝桌帷百幅，泉州窑白瓷酒爵千只”，并注明“皆须倭银公司盖印认证”。长宗我部元亲干脆铺开倭银公司采买名录，朱笔圈出三十七项，喃喃自语：“土佐棉纱换银，银换丝绸，丝绸换脸面……脸面换更多棉田，更多银子，更多脸面。”窗外，奉公苑钟楼敲响戌时，余音悠悠，如丝如缕，缠绕着整个堺港。
而吴绍祖独坐检查署书房，烛火摇曳。他面前摊开三份密报：萨摩藩库银已动用四成，长州寺社地产抵押过半，土佐新垦棉田面积超原定三倍。案角压着一封刚至的杨阁老密谕，朱批赫然：“岛链初成，金锁已铸。尔宜徐徐收网，勿使断弦。”吴绍祖提笔蘸墨，在舆图上轻轻一点——那位置，正是京都二条城。墨迹未干，窗外忽有宪兵急报：“大人，大久保吉贵自京都发来八百里加急！木下秀吉昨夜密会织田旧部，议定三事：一、削公卿田产补新选组；二、令寺社献银助奉公宴；三、拟奏请倭王，准许大名携家眷赴堺港‘共沐王化’！”吴绍祖搁下笔，凝视烛火跳动，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笑意。火苗噼啪轻响，仿佛一声叹息，又似一道无声敕令，悄然落进这东海之滨的深秋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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