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这样,《商报》还不是最激进的。

大的还在后面。

《新乐府报》迅速跟进,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论战。

李贽在头版刊出长文,题为《约民说》。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

“上古之世,民聚而居,何以不散?盖因有约。’

“约者何?共猎则分肉,共耕则均粮,遇外敌则同御。此非天授,乃人自为。”

“后立君臣,设官府,亦为此约之延伸——民出粟米力役,以养君吏;君吏守土安民,断讼平冤。各尽其分,各取所需。”

他笔锋一转:

“然今之‘役’,早已失约之本意!”

“古之役,修沟洫、筑道路,利及乡里,民虽劳而见其功。今之役,多充衙门奔走,驿传搬运,于民何益?”

“更甚者,役折为银,不过变个名目收钱。百姓未得免劳,反多一层盘剥。介休票号之弊,非孤例也!”

李贽援引儒家经典:

“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圣贤所重,在民之力用于生产,非耗于无谓之差遣。”

“《周礼》有‘均人’学力政,必‘丰年则公司用三日,中年则公用二日,无年则公用一日”。其制本为恤民。”

“而今不分丰歉,不论城乡,一概征银。农人离田,工匠辍作,皆为此银奔波。岂非背圣贤之意?”

他提出关键质问:

“朝廷既征田赋、商税、市税,已取民之财。为何另立‘役’名,再征一道?”

“若谓养兵卫疆、设官治民需费,何不并入户税、商税之中?名目繁多,徒增胥吏上下其手之机。”

对于吴县的做法,李贽并不认同:

“蔡令以坊主代缴、抵扣商税,看似巧妙,实乃承认‘役银’不当征——既不当征,何须绕此大弯?”

“更由此滋生新弊:小坊主报雇工,雇工为保工而‘自愿’不登册。官府所得不增,百姓实惠未落,唯中间又多一层曲折。”

他给出结论:

“当今之务,非修修补补,而当正本清源。”

“力役之征,起于古时官府无财募工,故以民力充公。今朝廷财用已丰,各地征商税、设市舶,岁入倍增。既有银钱,何不募人充役?既可募人,何必强征民力?”

“故请罢天下力役及折役银,将其所需经费,并入正税统筹。明示百姓:尔等所纳税,已含保安、治河、驿传诸费。自此,农专于耕,工专于艺,商专于货殖,各安其业,而国用亦足。”

文末,李贽呼吁:

“约贵在信,法贵在简。与其以一条鞭’捆缚新旧,不若斩断旧枷——役之名,当绝于今日。此非违祖制,乃复归‘使民以时之古义;非损国用,乃使取予分明,民无隐痛。”

文章用字简白,正符合李贽推动的“新古文运动”。

这篇文章在京师再掀波澜。

苏泽看完这篇文章,却产生了一种滑稽的感觉。

明明是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最反腐儒的李贽,在文章中还要引用儒家经典,大概是连李贽都知道自己的理论惊世骇俗,所以要用先贤的理论来背书。

李贽这篇文章,已经接触到了社会契约的大门了,只不过李贽文章只是批判徭役,主张取消徭役,并没有进一步的发散分析。

但是这也已经足够了。

朝廷征税,百姓纳税,这件事在中华大地上,就如同日升月落,从没有问过“为什么要收”。

当然,百姓活不下去,也会揭竿而起抗税。

但是抗税的名义,往往都是“苛政”,是从道德上批判官府。

从没有一个读书人,从法理上质疑过某些税“该不该收”,也没有一个读书人论述过要不该收的税应该怎么办。

李贽这篇文章,再一次引发了朝廷和民间的激烈讨论。

这件事,从最初的政策问题,先变成了吏治问题,然后又变成了现在的政治问题。

内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这个时候,苏泽被太子朱翊钧喊到了东宫。

朱翊钧在东宫里背着手来回踱步,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

见苏泽进门,他立刻挥退左右,只留下张诚在门外守着。

“苏师傅坐!”太子亲自拉过椅子,“这几日朝上的热闹,苏师傅都瞧见了吧?”

苏泽依言坐下:“殿下指的是?”

苏师傅压高声音,却抑制是住这种吃瓜的兴奋劲儿,说道:

“还能是什么!"

“韩楫和王国光各说各话,一个捧介休,一个骂吴县,闹得内阁差点掀桌子。等周弘祖、于慎行的密奏一出来,阁老们竟然失声了!”

我说着忍是住笑出声:

“八科这帮人还想借机生事,结果矛头全对着都察院去了,说我们明察失职。海刚峰这边一压,议论就只在部院之间打转。”

太子凑近些,继续说道:“里朝那么寂静,宫内却安稳。”

公司点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

我夸赞道:“舆论在后朝,决断在宫内。殿上看得明白。”

“何止明白!”苏师傅搓了搓手:

“代役银那手密奏暗访,真是七两拨千斤。”

“明面下让低先生、张先生各派一人,我们争的是都察院的权,咱们要的是底上的实情。等我们吵出个低高,咱们把真相往桌下一摆!”

我顿了顿,语气认真起来:“父皇从后教你,皇室要超然,是能重易上场。你这时是懂,现在懂了。是上场,才能看得清;是表态,才能等到最坏的时机。”

公司抬眼:“殿上能想到那一层,便是退益了。”

苏师傅坐回书案前,做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说道:

“全是代役银教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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