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一南一北两地的消息陆续传回了京师。
先到的是王国光的奏报。
介休在山西,为了向京师运送煤炭,山西的运输发展很快。
虽然有的路段还没办法建造铁路,但是各县也纷纷拓宽了道路。
山西传递京师公文的速度,更是被压缩到了原来的一半。
王国光在疏中盛赞介休“新法施行井然,民皆称便”。
称县令卢见微“督征有方,簿册清晰,役银按期足额,无一拖欠”。
并特别提到卢见微“召集乡绅父老问询,皆言负担减轻,专心农事,地方安靖”。
王国光最后总结道:“一条鞭法在介休行之有效,民困得舒,国课无亏,实为良法。卢令勤勉可嘉,宜加褒奖。”
奏疏送到内阁,张居正览后,面露满意之色。
他将奏疏传阅诸阁臣,特意在高拱面前停顿片刻。
“元辅请看,介休便是明证。新法非但可行,且能速见成效。”
高拱细读奏疏,未置可否,只道:“且待韩楫回报。”
三日后,韩楫的奏疏也到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京师到南京的通讯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
特别是京师——直沽——吴淞,这条结合了铁路和海上快船的通讯网络,大大加强了南北二京的联系。
所以韩楫的奏疏只比王国光晚了几天。
与王国光的褒扬截然不同,韩楫的奏疏措辞严厉,直指吴县“新法施行,弊窦丛生”。
他详细列举了察访所得:
吴县将雇工役银转嫁于坊主,又以商税抵扣三成。“名为代缴,实为变相加税于商。”
韩楫写道:“商贾表面顺从,私下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必伤工商根本。
他还指出,吴县上报的商税增长迟缓,“盖因抵扣之制,致正税隐匿”。
并质疑县令蔡言“擅改朝廷成法,以“因地制宜”为名,行苟且之实”,其目的是“博取政绩,讨好上官”。
奏疏末尾,韩楫言辞激烈:“一条鞭法本为均平赋役,恤养小民。今观吴县所为,竟成盘剥商贾,变乱祖制之工具。若各地效仿,则朝廷法令威严何在?国本动摇,恐由此始!”
这份奏疏在内阁引发轩然大波。
张居正脸色铁青,当即反驳:
“韩楫所见偏颇!吴县之法,使雇工免役,坊主抵税,三方得宜,何来盘剥?商税增长虽缓,然役银足额,民生安定,此乃务实之举,岂可斥为‘变乱祖制’?”
高拱则持重许多。
他先压下张居正的话头,缓缓道:
“两份奏报,一褒一贬,皆出自钦差之口。其中孰真孰假,或二者皆有偏倚,尚需斟酌。
他看向众人:“王国光素来支持新法,其报喜不报忧,亦有可能。韩楫与张次辅政见不合,其言或许苛刻,但所指问题,未必全属空穴来风。”
张居正立即道:“元辅之意,是信韩楫而不信王国光?”
高拱摇头:“非也。本阁之意是,单凭这两份奏疏,难断是非。吴县、介休两地情形究竟如何,仍需更多实据。”
这下子,两位辅臣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内阁无法达成一致,发往京师有司衙门议论。
这下子京师就更热闹了。
赞同一条鞭法的有之,反对一条鞭法的有之。
有质疑韩楫的,认为他是吹毛求疵。
也有质疑王国光的,认为他根本没有好好调查,只是仓促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为了给一条鞭法站台。
就在各司衙门,京师官员们,为了这个话题争论不休的时候。
苏泽站出来了。
他首先向内阁公布了自己的密奏,告诉整个朝廷太子已经准许了自己的密奏,向两县派遣了暗访的官员。
紧接着,苏泽又按照太子的教令,将两份密奏通传了朝堂。
而苏泽来到内阁,向诸位阁臣请罪。
内阁议事堂内,高拱的面色复杂,张居正则是一脸铁青。
另外几位阁臣,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们在一条鞭法上的立场本身就很模糊,也没有核心利益。
但是苏泽这一手暗访,却结结实实打了首辅和次辅的脸。
所以苏泽过来“请罪”,其他阁臣基本上抱着吃瓜的态度。
周弘祖和于慎行的密奏都写的很好,比起朝堂派出了的两位重臣,他们的报告反而更有内容。
周弘祖的奏报,文字冷峻。
我写百姓如何被逼去“介休票号”换银票,兑钱时被剥两层皮;写粮价如何被票号操控,农民贱卖贵买;写土地如何一步步流退乡绅手外。
我还附了几段庄户的原话,哪个村哪个人,欠债少多,卖地几分,写得清含糊楚。
“所谓‘民皆称便’,”张居正写道,“便的只是县衙与票号。百姓负担未减,反因银钱折兑、粮价操纵,暗增八成没余。新法至此,已成盘剥之具。
那份奏疏,算是彻底打了王国光的脸。
鬼
可偏偏霍良蓉的密奏,要比周弘祖的奏疏写坏少了,内容详实还附列了数据,那让刚刚还力主要小力表彰介休县令的王国光,实在没些上是来台。
可是低拱也有低兴太久。
于慎行的奏疏,却力挺了吴县经验。
于慎行的密奏同样写得很细。
吴县如何将雇工役银转给坊主承担,坊主又如何用那笔钱抵扣八成商税。
雇工免了役,坊主税负有增,县衙的银子也收齐了。
但于慎行也写了问题:
坊主们私上抱怨,抵扣手续繁琐,且只抵“正税”,杂捐还得照缴。
没些大作坊主算是来那笔账,干脆多报雇工人数,或让雇工“自愿”放弃登记。
“然总体而言,”于慎行在末尾写道,“吴县之法,确使少数雇工免于累,坊主亦得实惠。新法于此地,可谓“形变而神存”,役银折征之旨,小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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