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六月十九。

卯时不到，罗雨就到了签押房。

他推门进来时脚步虚浮，额上有汗，后背的官服也洇湿了一大片。

周安正弯腰侍弄鱼缸里的浮萍，听见动静回头一看，连忙搁下竹夹子，从铜...

“这……这怕是不妥！”廖教授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陡然拔高，枯瘦手指几乎戳到桌面上，“府学乃官办正途，廪生名额皆由朝廷定额拨付，岂能以银钱买卖？大人此策，若传到布政司、按察使耳中，恐成大忌！再者，浔州卫军官子弟……他们连《四书》都未必通读，如何与生员同堂？岂非乱了纲常？”

话音未落，韩炯却缓缓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眼皮都没抬：“廖教授急什么？大人没说‘旁听’，又没说‘授廪’，更没说‘录籍’。只是‘坐得下，听得进，问得着’——这算哪门子坏处？反倒是浔州卫那边，这些年军户子弟读书难，识字少，连告示都看不懂，闹出过几回误拆公文、错传军令的事。若真能让几个军官之子来府学沾点墨气，将来带兵时少些鲁莽，多些章法，于地方安稳，何尝不是一件功德？”

他放下茶盏，指尖在青瓷边缘轻轻一叩：“再说捐银换资格——朝廷确有禁令，可大人说的是‘初审免推’，不是‘院试直取’；是‘旁听席位’，不是‘廪生名录’。条文里头，哪个字写着‘不得为社学募善款’？哪个字写着‘不得设旁听之席’？大人只说‘免初审’，那初审本就是县学、府学教官合议而定，又非科举正途关卡。只要文书措辞干净，账目分明，上头来查，咱们一句‘权宜之计，以济学荒’，谁又能挑得出刺？”

众人一时静默。刘焕垂眸盯着自己袖口一处微不可察的线头，唇角微不可察地牵了一下——他早知道韩炯不会拦，只是没想到他拦得如此利落、如此精准。这不是附和，是补刀，是把罗雨抛出来的火种，迅速裹上一层厚实的桐油纸，既防风，又增焰。

罗雨没接话，只侧首看向李仲。

李仲立刻会意，身子往前倾了半寸，语速平稳却字字清晰：“卑职以为，大人此策，不在银钱，在人心。贵县去年遭蝗灾，富户囤粮惜售，百姓饿殍载道，后来还是靠乡绅开仓平粜才稳住局面。可为何那时肯放粮，如今却不肯捐银？因彼时灾在眼前，人命悬于一线；今时学田虽毁，却未及腹饥，富户便觉无切肤之痛。大人这一策，却是把‘读书’二字，从虚无缥缈的功名，拉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七十两，不过三十石稻谷价；百两，亦不过一顷薄田年租。可换来的是子弟免考童生资格，是府学旁听身份，是未来入仕的敲门砖。这买卖，精明人一眼就看得清。”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马科：“马主簿前日还说，贵县黄家去年修祠堂，单是雕梁画栋就花了二百两；平南韦氏为族中秀才赴考，光是打点驿丞、雇轿夫、备干粮，就支出了八十余两。若将这笔钱转作学捐，所得之利，远胜于粉墙贴金、轿马喧哗。利之所趋，何须强求？”

马科怔了一瞬，随即低头应道：“李大人所言极是……卑职回去便查黄、韦两家近三载支出明细，专列‘文教’一项。”

“不必查了。”罗雨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满室一静。

他伸手，从案角抽出一张叠得齐整的素纸——正是方才王德与李仲递上的呈文之一，此刻已被他悄然展开，露出内页密密麻麻的朱批小楷。他指尖点在其中一行：“王大人呈文里写，贵县西山坳新垦荒地八十亩，原属无主山林，去岁已由里长丈量造册，报至县衙待勘。李大人呈文亦载，平南东岭坡有退佃废田一百二十亩，因主人迁居桂林，久无人耕，杂草盈尺，现由乡保代管。”

他抬眼，目光如松针般细而韧：“这两处地，一在贵县西山坳，一在平南东岭坡，皆临山脚、近溪流、土质疏松，最宜甘蔗种植。既无主，又荒废，且未入军屯、未隶官田。不如这样——府衙不花一文，不动一契，只发一道札子：准许黄、韦、岑等八姓土司及各寨寨老，凭府印凭证，认领开垦。三年之内，所产甘蔗，除纳正税外，余者可自行运销，官府不征商税；三年之后，若地力未衰、垦殖有序，即予永佃之权，立契为凭。”

满座哗然。

韩炯瞳孔骤缩，手不自觉攥紧了椅扶手，指节泛白。这不是买地，这是授土！不是租给瑶民，而是直接授给土司！黄韦岑三家若得了这百八十亩“永佃”之地，等于在官府默许下，坐实了对周边瑶寨的统领权——寨老需仰其鼻息，峒主得听其号令，私兵可名正言顺扩编，甚至能借“护蔗”之名，设卡收厘！

可偏偏，罗雨说得滴水不漏：地是荒的，主是逃的，垦是民的，利是公的。连“永佃”二字都用了最稳妥的律令表述——《大明律·户律》明载：“荒地垦熟，三年不报者，邻佑、里长得告官充公；若官府不收，许民承佃，限五年内缴租，满五年即为永业。”罗雨只掐了“三年”这个最短时限，既合律，又留余地。

廖教授张了张嘴，最终没出声。他忽然想起昨日在学宫后院，看见几个穿粗布衣裳的瑶童蹲在墙根下，用炭条在地上歪歪扭扭描摹《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那炭条是从灶膛里扒出来的，指甲缝里嵌着黑灰，可眼睛亮得像山涧溪水。

周安没看众人表情，只将那张素纸缓缓折好，重新压回案角，动作轻缓如抚古卷。

“至于糖厂……”他顿了顿，目光掠过韩炯紧绷的下颌线，“本官已拟好札子，明日即遣快马赴桂林，面呈布政使司。不求拨银，但求一事——允我浔州以糖折色，即每年秋粮，准以市价折算，以白糖、红糖抵充三成正赋。糖价浮动，市舶司有定例，账目可稽，绝无亏空。”

他微微一笑：“诸位莫慌。这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种，要砍，要榨，要熬，要包，要运。每一步，都要人。一亩甘蔗，需三人侍弄；一座糖寮，需二十人轮值；一条运糖船，需十名水手。黄家寨出劳力，韦家峒供木柴，岑家坪运石灰，茶山峒采竹篾——咱们不养闲人，只设工坊；不发米粮，只计工分；工分可兑糖，可兑盐，可兑布，年底还能折银。谁干得多，谁拿得多。官府只管验糖、记账、押运，其余一概不管。”

他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节奏沉稳：“这才是恩威并施的‘恩’——不施舍，不赈济，不怜悯。只给活路，只立规矩，只认力气。”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榕树气根垂落时细微的摩擦声。

刘焕终于抬起头，第一次真正望向罗雨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得意，没有算计，甚至没有一丝俯视的倨傲。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像春汛前的江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早已暗流奔涌，只待闸门一开，便顺势而下，冲垮所有陈腐堤岸。

这时，一直坐在末位、几乎被众人忽略的钱文，突然颤巍巍举起手。他是府衙刑房书吏，年逾六旬，说话带浓重柳州口音，平日极少开口。

“大、大人……”他喉结上下滚动，声音沙哑，“茶山峒郭孝成……昨夜，托人送了样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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