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继续写道：

“夫权之移于下也，非一日之积也。其始也，或以信任之专，或以委任之重，或以奏对之便，或以批答之速。”

“上下相便，内外相安，而不知权之渐移矣。及其移也，则以一人之私为天下之公，以一家之利为朝廷之利，以一时之便为万世之法。”

“虽有忠言谠论，壅于上闻；虽有贤才异能，格于下进。”

“故防权之移，不在猜疑，在立制。”

然后他写到了具体的制度，这是他这几天反复推敲过的。

他提出了三条：

其一，诏旨必经内阁票拟、六科给事中封驳，不得以内批径行。

这一条暗指的是严嵩经常绕过正常程序，用中旨来办私事。

其二，每年考核官员，不以虚言为据，而以实政为凭。

钱粮完纳、刑名无冤、水利兴废、学校增损，逐条开列，由巡按御史核实。虚报者革职。

其三，疏通言路。

凡言官论事，即便触犯，也不得以此贬黜，否则言路壅塞，上面的耳目就全瞎了。

他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每一条都是对着权力的漏洞在打。

他知道这篇文章的风险。

但他也记得沈默说过的那句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真话从来不用刻意包装，需要刻意包装的，一定掺杂了不真实的东西。

他把笔蘸了墨，继续往下写。

……

方子文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不是因为写不下去。

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要写的策论里有一个很核心的论点，腐败的根源不在人品，在制度设计。

他准备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边饷的层层截留，一个是税关的层层盘剥。

这两个例子他都有详实的数据，是沈默帮他整理的。

如果他不写数据，只是空谈制度反腐的大道理，他的策论就会和王锡爵、和其他所有考生没有任何区别。

方子文想了很久。

最后他决定折中。

他不写具体的数字，但他写具体的制度。

他写道：

“臣观天下财赋之蠹，不在于民之不纳，不在于吏之不征，而在于征纳之间，所过之处，层层留难，道道抽分。”

“譬如有米一石，自田间至京仓，所历不下十余关。每关索费，名曰常例。常例之外，又有陋规。”

“陋规之外，又有需索。一石之米，入库者不及六斗，所损之四斗，非入公帑，皆入私囊。”

“而此四斗之去向，无人查也。何以无人查？因查之者亦分其利也。”

然后他写到了考成法。

“请自今而后，凡守令考课，以十事为纲：一曰垦荒数目，二曰水利兴废，三曰学校增损，四曰仓储盈虚，五曰保甲修否，六曰驿传整否，七曰讼狱清否，八曰盗贼息否，九曰逋赋清否，十曰常平仓实否。”

“每一条，皆令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三方核实，不得自报。”

“三者相符则为实，不符则为欺。欺者黜，实者升。如此，则虽欲因循苟且，亦无所遁矣。”

他写完之后又读了一遍。

有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皇上如果读得仔细，就会看出这不是一个书生凭空想出来的。

这是一个真正知道基层怎么运转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东西。

他把笔搁在砚台上，歇了一会儿。

……

午时刚过，日头已经有些晒了。

三百名贡士已经在奉天殿前跪坐了两个多时辰。

有人开始擦汗，有人站起来活动膝盖，被监考的御史瞪了一眼赶紧又跪回去。

锦衣卫的校尉抬着食盒从队列中间穿过，给每个考生发了一块干饼和一碗冷茶，毕竟殿试是要考一整天的。

徐时行吃了半块饼，喝了两口茶，然后又拿起笔。

他排在第八位，案子在王锡爵斜后方。

他写得很从容，每个字都四平八稳，不疾不徐。

他不是不知道那道策题的锋芒。

他也读出了第二段那个政之蠹莫大于窃权的指向。

但他的处理方式和王锡爵、方子文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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