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文沉默了一会儿。

“王兄，你觉得天下学问，最要紧的是什么？”

王锡爵想了想，说：

“穷理尽性。”

“这是正道。”

方子文点点头：

“但我那位老师教我第一件事，不是穷理。是看地图。”

王锡爵偏过头，露出一丝不解。

方子文放下酒杯，从石头上跳下来，在河滩上找了一根枯枝。

他在湿泥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横线。

“这是黄河。”

他又画了一条竖线，从南到北，和横线交叉在一起。

“这是运河。”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他用枯枝点了一个深深的点。

“这是淮安。淮安段的运河，每年三月必须清淤。”

“不是官府定的规矩，是水定的规矩。上游的泥沙随春汛冲下来，在清江浦这一段沉积，不挖就堵。”

他的枯枝在运河的那条线上来回划拉，画出几道潦草却准确的支流：

“漕运一旦堵在淮安，整个北方的军粮供应就会断链。京城的粮价三天之内能翻一倍。太仓的粮船出不去，济南的粮船进不来，通州仓的存粮撑不过一个月。”

王锡爵放下酒杯，倾过身子看地上那些线条。

“所以要赶在桃花汛之前挖完。”

方子文的枯枝点在那个淮安的点上：

“每年二月初开工，三月初收工。挖早了没用，因为上游的泥沙还没冲下来，挖的是去年的陈沙。”

“挖晚了更糟，因为桃花汛一来，水势暴涨，几百个民夫站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挖沙，一天要冻伤十几个。”

王锡爵的眉头微微一皱。

“你说的这些，我在太仓从来没听人讲过。”

“太仓不靠运河。”

方子文直起身：

“太仓靠海。”

“我老师跟我讲漕运的时候，是从地图上讲的。”

“他先让我把大运河从头到尾画了一遍，然后指着淮安说，你看，大运河两千七百里，水位最高的是山东南旺，水位最低的就是淮安清江浦。”

“为什么？因为南旺是运河的脊梁，黄河在它脚下流过，水往南流的一支汇入淮河，往北流的一支汇入卫河。”

“而淮安是整个南直隶的水袋子，洪泽湖、高邮湖、白马湖、宝应湖，大大小小十几个湖泊的水，全从淮安往运河里灌。”

王锡爵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方子文说的每一个地名他都耳熟，他小时候从太仓坐船北上，过扬州、过高邮、过宝应，沿岸的风景他看了无数遍。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湖泊和漕运的淤塞联系在一起。

“你那位老师，他亲自走过运河？”

方子文摇了摇头，把枯枝往泥里一插。

“他说他只是看了三年邸报。邸报上每年都有漕运的奏报，哪一段堵了、哪一段决了口、修堤花了多少银子、征了多少民夫、运了多少石粮，他便都记下来了。”

“大运河的每一段他都能在纸上画出来。哪一段容易决口、哪一段容易淤塞、哪一段水流太急需要拉纤，他比管漕运的官员还清楚。”

王锡爵沉默了好一会儿。

方子文重新坐下来，拿起酒杯抿了一口。

“不说水了。”

方子文放下酒杯，用手在泥地上把黄河和运河的线条抹平，重新画了一条蜿蜒的线：

“说山。”

王锡爵往他身边挪了挪。

“这是太行山。”

方子文的枯枝在泥地上画出一道南北走向的粗线，从南往北，绵延不绝：

“太行山不是一座山，是一道墙。这道墙从黄河拐弯的地方，就是这里，风陵渡，一直顶到燕山脚下，绵延一千二百里。”

他的枯枝在太行山两侧各点了一下。

“太行山有一道地质奇观，叫嶂石岩。”

“这东西我老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丹崖长墙，说是一种赭红色的石英砂岩，平地拔起，高数十丈，绵延数十里。”

他在泥地上画了几条陡峭的垂直线条，又画了一些水平的层理，然后把枯枝指向王锡爵。

“这种地貌太过嶙峋，难以攀登。从东面往西走，走到太行山脚下，你就过不去了。”

“所以山西和北直隶看着挨着，其实被一道天然的长城隔开了。”

“嶂石岩。”

王锡爵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目光若有所思。

“东西两侧的气候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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