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脉学社的前院讲堂里，一堂课刚刚开始。
这堂课和平时不一样。
平时沈默的策论课是在大讲堂里上的，几十个学生挤在一起，窗户大开，门口时不时还有人扒着听。
但今天不行。
今天这堂课被沈默专门挪到了后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
屋子不大，只摆得下十几张椅子。
能进这间屋子的学生只有十三个人。
王之左、孙应原、赵鹤年在里面。
另外十个人是沈默从正脉学社两百多个学生里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挑人的标准只有一个，策论课上的发言，有没有脑子。
沈默站在屋子最前面，面前没有黑板，只有一张方桌。
“诸位。”
“今天这堂课，和策论有关系，但不是策论课。”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治乱。”
治乱两个字一出口，十三个人里有至少八个人的表情变了。
王之左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窗户关没关。
孙应原把笔放下了。
赵鹤年喉结滚了一下。
“你们慌什么？”
沈默笑了一声：“我还没开始讲呢。”
“先生……”
王之左试探着开口道：
“我朝大体，治乱之事，似乎……似乎不是我们这些秀才该议论的。”
“是吗？那你觉得是谁该议论的？”
“自然是……朝中诸公。”
“朝中诸公。”
“那你告诉我，朝中诸公是怎么讨论治乱的？”
王之左答不上来。
“我告诉你们。朝中诸公讨论治乱的方式，就是把奏疏写得花团锦簇，引一堆圣贤的话，然后说伏望圣裁。”
“伏望圣裁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皮球踢给皇上。”
“皇上看了奏疏，说知道了。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讲堂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压抑着的笑声。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不讲圣贤的话，不讲伏望圣裁，不讲知道了。”
“我们讲一讲，一个大明朝的知县，上任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
他拿起炭笔，在白纸上写下三个字：户、刑、漕。
“一个县，三件事。收税、断案、运粮。这三件事做好了，这个县就稳了。做不好，天下就乱。”
他写完之后，看向众人。
“第一件事，收税。谁来说说，大明的田赋是怎么收的？”
孙应原举手：“先生，鱼鳞图册。”
沈默点点头：
“鱼鳞图册。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年编的，到现在快两百年了。”
“这两百年里，有些田被水冲了，有些田被沙埋了，有些田的主人换了十几家，名字却还是洪武年的那个名字。”
“所以鱼鳞图册上的田，有一半是不准的。田不准，税就不准。税不准，老百姓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说，一个知县到了任，是照着鱼鳞图册收税，还是自己重新丈量？”
十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没人敢先开口。
“我来替你们答。”
沈默把炭笔放下：
“照旧册收，县里安稳，但百姓苦。”
“重新丈量，百姓高兴，但县里的豪绅会把这个知县告到府里、省里、京里。”
“所以大多数知县选的是第一条路。先收三年税，攒够了钱，升了官，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下一任。”
“这就是治乱的第一件事。”
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
“但如果有一个人，他选了第二条路，他要怎么办？”
依旧是沉默。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第一步，你得先把田册和税册拿到手。”
“第二步，你得在全县放榜，让各村里长带着田主重新报田。”
“第三步，你得派人抽查。”
“第四步，你得把豪绅请到县衙，当着他们的面说，我也不是要为难你们，但皇粮国税总要有个准数。”
“但这只是开始。真正的难处在后面，你怎么让收上来的银子不被胥吏吞掉？”
他讲到这里，王之左的眼睛亮了。
“先生，您的意思是……管胥吏？”
“对。大明朝的胥吏，没有俸禄。”
这话一出，连赵鹤年都愣住了。
“没有俸禄？那他们吃什么？”
“你问到点子上了。他们没有俸禄，但他们能活。他们怎么活的？”
“你家的税粮运到县仓，仓吏说你家的粮食掺了沙，要扣三成。这三成扣下来，就变成了仓吏的米。”
“你去衙门打官司，书吏说你的状纸格式不对，要重写。重写得另花钱。”
“你交了税，吏目给你开收据，说纸墨钱另算。”
“这就叫常例。不是朝廷规定的，但你不给不行。”
“一个县，大大小小的胥吏几十上百人，每人每年从百姓身上刮一点，加起来是多少？不比正税少。”
“但胥吏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朝廷不给钱，他们不刮百姓，就得饿死。”
沈默的声音沉下来。
“所以治乱的根本，不在百姓，不在豪绅，甚至不在知县。在制度。”
“制度是什么？制度就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屋子里静得落发可闻。
赵鹤年忽然站起来，鞠了一躬：
“先生，学生有一事想请教。”
“说。”
“先生方才说，制度是让人不作恶也能活下去。”
“那请问先生，如果有人作了恶反而活得更好，这个制度，该不该改？”
沈默看着他。
这个年轻人比上次有进步了。
“该改。”
“怎么改？”
“从算账开始。”
沈默拿起炭笔，又在那张纸上画了起来。
“你们记住，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一个书坊没有本质区别。”
“收多少，支多少，存多少，欠多少。”
“把这四笔账算清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户部每年收税折银四百万两上下。这四百万两怎么花的？”
“边饷占一半，官员俸禄占两成，其余是宫殿修缮、祭祀、典礼、宗室禄米等等。”
“但这些数字，都是账面上的。”
“实际的账，没人算过。”
“如果有一个真正会算账的人，能把大明朝从洪武元年到嘉靖四十年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处亏空都算清楚，那他就能找出这个国家病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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