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农历初八的班期像枚图钉，早早就把二月七号的行程钉在了日历上。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就像老座钟总比标准时间快五分钟，宁肯提前把日子熨帖平整，也不愿踩着钟点慌里慌张。

提前一天到单位，既能把蒙着假期尘埃的工作捋出条理，也能给疲惫的旅途留个喘息的空当，就像给紧绷的弦松松劲，日子才能奏出安稳的调子。

我联系高长林时，听筒里还飘着他家炸丸子的油香。

“明早七点村口等你？” 他的声音裹着年味儿，混着远处隐约的鞭炮声。“成，我顺道拐过去，正好捎上你带的年货。”

我笑着应下，挂了电话才发现，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上，不知何时落了层细密的雪粒，像撒了把碎盐。

独自在家的日子像杯温吞的白开水，寡淡却也自在。

女儿在北京的第三个春节没回来，手机视频里她总说 “挺好的”，可我瞅着她办公桌上堆着的速食盒，就知道这 “挺好” 里藏着多少将就。

疫情头一年她回来那次，至今想起来心还揪着。

大年初二早上，小区喇叭突然喊 “有密接者”，我盯着电视里武汉封城的新闻，后背瞬间冒了层冷汗。

“收拾东西，现在就回北京。” 我把她刚 unpack 的行李箱又塞得鼓鼓囊囊，连桌上没吃完的饺子都装了三盒。

高铁票改签到夜里八点，回家扒了两口热饭，我开着车往车站赶。

车窗外的路灯像串昏黄的珠子，女儿在后座翻着手机，突然说：“爸，要是赶得及，初一去看升旗吧？”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去吧，也算给这年留个念想。”

送她进候车室时，她转身挥手的瞬间，羽绒服帽子上的绒毛沾着雪，像只离巢的小雀。

我站在玻璃外，看着她的背影融进熙攘的人群，直到那抹亮色再也找不着，才发现自己的围巾湿了一片 —— 不知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

老婆在养老院的三年，隔着铁门递东西成了常态。

每次去送棉衣，门卫师傅都会隔着栏杆喊：“放这儿吧，我替你转交。” 塑料袋摩擦的窸窣声里，能听见里面传来的麻将声，有时还夹杂着护工给老人读报的声音。

有回送她爱吃的糖蒜，刚把罐子放在石台上，就听见铁门后传来她的声音：“是老王不？” 我赶紧应着，却只能对着冰冷的铁条说话，直到她的声音被别的动静盖过，才提着空手往回走。

阳光把影子拉得老长，像个没人陪的孩子。

第二天清晨六点，车窗外的霜花还没化透。

发动汽车时，仪表盘的指针颤了颤，像打了个哈欠。

到高长林家村口，他正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往外挪，他妈跟在后面，手里还拎着个铝制饭盒。“婶子，您回吧，这点东西够吃半月了。”

我笑着接过袋子，里面的酱肘子硬邦邦的，隔着布都能闻见酱油和八角的香。“路上慢点，到了给我个信儿。”

老太太的声音带着颤，往长林手里塞了包煮鸡蛋，塑料袋的响声在冷空气中格外清透。长林转身的瞬间，我看见他耳根红了，像个被娘疼着的孩子。

上了高速，车窗外的风景开始往后跑。

雪后的田野白茫茫一片，远处的树像插在地上的炭笔，枝桠疏疏朗朗。

高长林在副驾上剥鸡蛋，蛋黄的油蹭在手指上，他吸溜着嘴说：“我妈非说外面的肉不新鲜，凌晨三点就起来炖肘子。”

我握着方向盘笑，想起我老娘在世时，总把腊肉藏在米缸里，说这样不会坏。原来天下的娘都一样，爱都藏在吃的里，像盐融在汤里，看不见却滋味十足。

快到营东市时，太阳从云里钻出来，把雪照得晃眼。

高速口的栏杆缓缓升起，收费员的口罩上方，眼睛弯成了月牙：“过年好，一路平安。”

车刚拐进厂区，就看见老黄在大门口来回踱，军大衣的下摆扫着地上的雪，发出沙沙的响。

“经理过年好，李哥过年好！” 他笑着迎上来，露出两排被烟渍染黄的牙。

“老黄过年好，值班辛苦啦！” 我推开车门，冷风吹得鼻子一酸，空气里有煤炉的烟火气，混着远处食堂飘来的葱姜香。

“不辛苦，” 他搓着手笑，“就盼着你们来，这院子里才有个声响。”

我从后备箱拎出赖茅和青啤，酒瓶碰撞的脆响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咱去伙房，把长林带的硬菜热乎热乎，中午喝两盅。”

老黄眼睛一亮，接过袋子就往厨房跑，军大衣的衣角扫过雪堆，扬起一阵细碎的雪雾。

伙房里的铁锅刚烧红，高长林就把酱肘子倒进锅里，滋啦一声，油星子溅在瓷砖上，像撒了把金豆子。

老黄在旁边切火腿，刀刃碰到案板的笃笃声，混着窗外的麻雀叫，像支不成调的小曲。我打开酒瓶，酱香混着酒香漫开来，把满屋子的烟火气都染上了醇厚的底色。

菜端上桌时，阳光正好透过窗棂，在红烧鱼身上镀了层金。

酒杯碰到一起，发出叮当的脆响。“我先敬哥俩，” 我举起杯子，酒液在杯壁上挂出细密的痕，“祝咱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当当！”

老黄的脸红扑扑的，喝了口酒咂咂嘴：“还是家里带的菜香，食堂的冻肉嚼着像木头。” 高长林夹起块肘子，油汁顺着筷子往下滴：“我妈说，吃啥补啥，这肉补力气，今年多干点活。”

三个人笑着碰杯，白酒的辣混着啤酒的苦，在喉咙里烧成一团暖，像揣了个小太阳。

喝到下午一点，酒瓶空了仨，菜盘子见了底。

老黄揉着肚子打饱嗝，嘴里哼起了跑调的《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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