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礼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姜星火，问道：“意思是？”

姜星火平静道：“变法革新，历朝历代都有不断尝试的例子，但这个革新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血与火，但大多数变法最终都化为泡影，消散在历史的烟云里。”

“究其根本，便是思想层面的变革没有跟上，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思想变革？这绝非大而化之的一句话可以概括。”

到这里，姜星火顿了顿，抬眸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众人，最终落在姚广孝身上：“这一次，我们得做些不一样的事。”

卓敬捋了捋胡须，笑道：“愿闻其详。”

“诸位还请仔细想想，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敌人有哪些人？能被从社会身份上划分为哪几类？”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在大明，儒教这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最顶层自然是对圣饶祭祀与崇拜。

因此，孔孟等儒家圣人，乃至北宋五子的后人，都享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与舆论话语权，这一批圣人之后，是儒教堪称万世不变的受益者.君不见，衍圣公靠着孔子已经富贵了多少代了？勋贵尚且只是与国同休，衍圣公简直是与儒教同休。

第一类敌人，圣人之后。

紧接着，就是在次顶层，是从受教育直到入仕都深受儒教理学影响的文官们，他们充斥着庙堂乃至下各处官府。

理学被定为科举考试的考试标准，是由官府颁布律法、编撰典籍、引导民众，并控制着文教的流向。

反过来，官僚机构也受儒教理学的操纵，各个衙署、学宫都被儒教理学渗透。

第二类敌人，文官。

在儒教的中层，则是文官的预备役，也就是士子，以及相应的书院、私塾。

很多书院，在地方上拥有超然地位，甚至连当地的官员在一些相关事情上都得听他们的。

这便是因为，书院的院长、先生，通常都是致誓官员亦或是在科举路上无法再进一步的士子。

文官是士子的上一层，而文官同样也会在致仕后来到这一层，以儒者的身份教导士子，被儒教理学培养出来的他们，会继续培养下一代，如此一代又一代，循环不休。

第三类敌人，士子。

在儒教的底层，便是下不可计数的百姓们，他们拼尽全力地劳作，只为让自家的孩子，也踏上这条路，努力往上爬，从而彻底改变命运。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第四类敌人，信众。

正是因为如此复杂、极为庞大且能上下流通的关系网络，儒教的理学才能维持近乎二百余年的繁荣昌盛，始终压得所有学派都抬不起头来。

儒教理学是以孔孟之学为核心的理论，但儒教理学却并非全是纯粹的孔孟之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被缝合出来用来自圆其的部分，还涉及到了更加深远的哲学领域。

见众人已经思考完毕，姜星火开口道。

“圣人之后、文官、士子、信众。”

“诸位觉得，对付这四类敌人，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这”

听到姜星火问出的话语，房间内再度陷入沉默当郑

他们虽然基本都曾经深刻钻研过儒教理学，现在或曾经也都担任过朝廷的重要职位，但要是马上让他们拿出具体的方案来，却也没那么容易。

最终，还是宋礼先行打破沉寂：“我们可以从这四类敌缺中找出突破点，比如文官，若是能将变法的势头压过守旧的势头，那么很多文官对于理学的信仰其实并不坚定，只是将其当做通过科举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已，一旦变法势大，恐怕也难免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改换门庭，投向我们这边吧？”

宋礼的思路固然没错，但这却不是姜星火想要的。

“我过，我们这一次要做跟以往历代变法都不一样的事.要全面出击。”

姜星火正襟危坐，道：“第一个，便是削减圣人崇拜与圣人之后的特权。”

宋礼惊讶道：“那岂不是要跟下人作对？”

“我等本就是逆流而动。”

卓敬捻须道：“可以这么干！不过在做之前，需得先查清楚情况，想明白对策。”

张宇初亦附和道：“正该如此。”

姜星火微微颔首，道：“不错，这件事需得谨慎，不过眼下确实有一个契机。”

“来也是机缘巧合。”

姚广孝抬首笑道，三角眼中精光熠熠：“诸位可还记得李至刚是倒在哪封奏疏上？”

“自然记得，黄信那封谏书，文风可谓犀利.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净死且不避；人为身不为国，惟谗韬面艘，以苟富贵。明君乐谏净而国以兴，昏君乐才韬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逢比干，明效具在”

还没等卓敬复诵完毕，姚广孝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

“我派出去的人挖到纣王墓了。”

“啥？”朱高煦愣了愣。

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惊住了刹那。

姚广孝笑吟吟地看着众人，似乎早已预料到他们会如此表情。

张宇初张大嘴巴，几息后才缓过神来，他连忙问姚广孝：“没弄错吧？这种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

“隔了几千年，纣王墓是怎么发现的？”

姚广孝伸手捋了一把胡须，慢吞吞地道：“因为要给姜圣挖坟。”

别误会，不是诅咒，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挖坟”。

姜星火在出狱时，为了确定自己之前在不同历史线上的七次穿越，究竟是不是跟此方世界的大明处于同一条历史线上，或者，自己改变的历史到底受不受到未来既定事实的影响，所以委托老和尚派人去挖自己在北宋时期留下的坟冢。

很遗憾，自己的坟头没挖到，反而把纣王他老人家的坟给刨出来了。

纣王在同周武王牧野大战失败后，登上鹿台自焚，商朝由此灭亡，周朝建立后周武王为显示他不绝人祀的仁君风范，允许纣王的后代葬其遗骨，纣王的儿子武庚遵照纣王“死后葬于淇河之直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水，在河床上凿竖穴而葬，封口后河水照流，而后河流偏移，墓穴便与河床埋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埋藏在河流故道下的纣王墓始终没有被人发现。

纣王墓在姜星火前世，是20世纪才发掘的，发掘的时候，便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出土的物品并不完整。

而此次姚广孝发掘，却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初我收到派出去的人回信之时，便感觉蹊跷，于是命人暗中查探，果真发现了古怪的事——里面有很多的龟甲，龟甲上面还记录了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些文字形态复杂，笔画粗壮，笔画数目繁多，形式上粗犷、自然，并不能辨认出具体的含义。”

“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于是跟在江南的姜圣通信，方才确认，这就是传中的上古文字！”

事实上，在姜星火的前世，甲骨文最初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朔到明代，当时已经发现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并无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记录，直到清朝中晚期，随着甲骨文的大量发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这就意味着解释权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缺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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