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一盛,那些读过书的胡人便陷入了一种难以启齿的尴尬——

儒家最绕不开的东西,便是华夷之辩。

圣人之言字字句句都摆在那里:《论语》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里更是将华夷之别视作天下大义的基石…………………

看着这些微言大义,你让那些饱读诗书的胡人士子如何自处?

不少有学识的胡人其实早就偷偷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汉姓,在私下里以汉人自居,在官府文书上却还不得不沿用祖辈传下来的旧姓。

而且私下改姓这事偏偏又关乎儒家最为看重的血脉与传承,一旦被旁人揭穿,反倒惹来耻笑,骂你是数典忘祖、背弃根本。

但如今官府光明正大地贴出告示,让他们堂堂正正地改姓,他们便如同被压在水下憋了许久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顺水推舟地将这桩心事彻底落定,从此再不必遮遮掩掩。

长安城里有位鲜卑出身的塾师,姓普六茹,教了二十年的书,给汉人子弟讲《论语》时每每讲到华夷之辩那一章,便觉得满堂学童看他的目光里都带着几分异样。

等改姓令一下,他头一个到县衙排队,在册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一个“杨”字。

有人私下取笑他,他反倒将腰杆挺得笔直,理直气壮地顶了回去:“这是安西将军亲自下的命令,你难道是对安西将军不满不成?你要不要随我一同去安西将军府说道说道?”

这顶帽子扣过去,顿时让那人哑了火,只能讪讪地退开了。

诸如此类的事,在关中各地比比皆是。

而文化人在哪里都是深受尊敬的,其余胡人见识字的胡人都改了姓氏,他们也便有样学样的也改成了汉姓。

一时间,关中地面上那些奇奇怪怪的口音姓氏便如同春雪般消融了大半。

破多罗变成了罗,莫那变成了莫,步六孤变成了陆,叱干变成了薛,吐奚变成了古,屋引变成了房......

官吏唯一需要头疼的事情,大抵就是这些胡人总是缠着自己,问能不能改个比较厉害的姓氏。

有想要姓刘的,说安西将军姓刘,自己也想跟着沾些光。

有想要姓王的,说是仰慕王猛还有王镇恶的,所以跟着姓王大约也能光宗耀祖。

还有的胡人因为与隔壁村的汉人张家结了亲家,便干脆跟着也姓了张,说是“跟亲家一个姓,过年来往也方便些”。

不过更多的,却还是跟着关中的一些豪族改姓。可这样的做法却使得关中豪族的姓氏瞬间貶值......

那些拗口的、冗长的、带着鲜卑口音的旧姓,便随着这些文书一同被塞进了府库最深处,落了锁,等着被岁月慢慢遗忘。

不过毛修之在整理新编后的户籍时,眉头却是越皱越深。

他将富平县呈上来的那本厚厚的户籍册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却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他将前后数目核对了三遍,终于抬起头来。

富平在册户籍原本不过八千余口,怎么改了个姓,反倒凭空多出了一千余口人?

“改姓,还能把人也改多?”

由于之前刘义真曾经亲自去田间视察,所以安西将军府的官吏也大都学到了这套工作方式。

毛修之并未躲在风吹不走雨淋不着的屋舍内随意揣测,而是亲自去了富平一趟。

待经过数日的打听后,毛修之终于是知道这些突然多出来的人口是哪来的了。

毛修之给刘义真的文书中写的明明白白——

这些,都是隐户。

虽然他们有爹娘,能说话,会走路,也会高兴,会难过,但是在统计的时候,他们却永远不在官府的典册上。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都不能称作世俗意义上的“人。”

之所以这次跑出来,第一次堂堂正正的站在阳光下,则是因为如今他们也得到了消息。

首先便是去年那些被剥夺了僧籍,强行迁到渭北的百姓。

当时还有不少人笑话他们,说是他们是被官府拉过去当苦力的,他们的粮食迟早会被匈奴人割走。

但随着岭北被夺回的消息传来,这些人原本手中不值钱的土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翻了个翻!

这般利好,如何不让人心动?

所以趁此机会,这些隐户也终于站了出来,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份土地,也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毛修之在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也是想到了刘义真之前说的那些被迫当了僧侣的百姓。

官府对百姓好一些,难道百姓自己不知道做人吗?难道是百姓自己下贱,自己轻视自己,所以才非去做和尚,做尼姑,做奴婢,做隐户吗?

毛修之看着这些多出来的“意外惊喜”,也是想到一句话——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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