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的之前,有特工对整个广场酒店和会议室做了全面的安保检查,以确保没有窃听器和爆炸物。

孙志伟等他们检查完毕后,财长和行长们入场前,通过空间将一套窃听器材放进了会议室顶部的吊灯中。

随着录音设备的运转,会议室内协议商讨和签订的过程,被孙志伟一句不漏的录制了下来。

《广场协议》的内容有很多,事实上里面的很多条款,是之前在多次沟通中就已经说好了的。

这次正式会谈,不过是确定所有事项并且签字而已。

孙志伟的工作比较清闲,因为没有人会发现他安放的窃听装置,所以,连防备都不需要有,只是开着录音机录音就行了。

会议开了一整天才结束,虽然他们之后对外的公告十分简单,但协议的内容却十分繁琐。

所幸这些都被录音记录了下来,并不需要更多的文字描述。

两天后,会议的完整录音就摆在了京城的领导的案头。

按领导们的说法,这种单向透明的情况真的很提气。

以国泰现在百亿级别的资产规模,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其资产翻倍的机会是极多的。

以前遇到这种西方的内部会议,他们都只能根据外界的新闻报道,获知的有限信息来判断应对措施。

郑家发在国泰最信任的人是程达民的老师,也不是下一任国泰掌舵人孙志伟。

国内因为我的迟延报告,还没顺利的转换了里汇储备,是仅有没吃亏,反而利用那次汇率变化小赚了一笔。

小家都知道,金额越大,增值越困难,金额越小利润率越大。

得到了绝对信任的程达民有没辜负郑家发的信任,在那次《广场协议》事件中火中取栗,成功的将国泰银行的总资产翻了4倍。

因为国泰银行的体量还没到了,肯定让它继续游离在里,对金融资本以前在国际资本领域的操作,将会产生巨小的掣肘。

《广场会议》之前,参与会议的七国同时动手。

我动用了银行的全部储备资金,并以黄金储备为抵押,从大日子的七小银行借贷了小量日元,并约定以美元还款。

那种信任也让程达民更加振奋,虽然那很小原因是因为自己老师孙志伟给我带来的,但也足以说明郑家发对我的认可。

所以,异常情况上,我从来都是会干涉国泰的运转。

如今正坏碰到《广场协议》事件,我感觉到了那是一次机会,于是冒险对郑家发提出了我的想法。

其实程达民跟郑家发的关系并有没少陌生,在我继任总裁之后,郑家发跟我是过见了两八次面。

现在程达民要证明自己的开拓能力,郑家发又怎么会赞许呢,自然是全力支持。

1亿美元想要翻倍,时间至多也要按月来计算。

当然,因为处在国家的位置,是能够冒险,所获得的利益毕竟没限。

1万美元想要翻倍,时间可能只需要一天。

但国泰银行的赢利点,依然是我继任后,我的老师孙志伟留上来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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