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三月中旬,金陵。

正旦大朝那场关于煤炭官私的争论,表面上已经过去了。

诏令也已经下去,朝廷重申矿禁,私采煤炭者从重论罪,地方官隐瞒不报者连坐,矿头、牙人、私运者一经拿实,轻则流配矿监服役,重则弃市。

可朝堂上的事,哪里是诏令一下便真结束的?

尤其是陈圭。

这位工部尚书在正旦大朝上当众请开煤禁,结果被户部尚书严珣痛骂,说他不过是豪族口舌,还借百姓名义行豪强之利,最后赵怀安虽没有当场斥责陈丰,但圣意已经明白。

陛下没有取圭之议。

对于许多混迹中枢的官员来说,这句话本身就够了。

所谓揣摩圣意,从来不只是看皇帝说了什么,更是看皇帝没有说什么。

若皇帝当场大骂,那倒未必是失宠,有时候骂得越重,说明还想用,还愿意教。可若皇帝不骂,只把你的奏议轻轻放到一边,再转头采纳别人,那味道就很不一样了。

于是从正月下旬开始,金陵各衙门里便渐渐有了议论。

有人说陈这些年把工部弄得像市井商行,哪里还有尚书体面?

也有人说陈圭此人恃宠而骄,仗着当年从吴王府工曹一路跟到大明工部,便自以为国中器械、工坊、炉冶皆系于他一人,连户部、三司都不放在眼里。

更有人说,这一次若不是严珣当朝驳倒陈圭,真让他开了煤矿口子,不出三年,江南、淮南、荆襄山中便都是矿徒,豪强坐大,朝廷难制。

这些话传来传去,自然就传到了科道官耳中。

大体来说,大明立国后,朝廷监察言路有两条。

一条是都察院。

都察院御史学风宪,纠百官,察州县,遇有大案,可奉旨巡按地方,查钱粮、刑狱、军务、官吏贪墨。

他们和锦衣社一并,常被称为是大明乱纪之官的黑白无常。

可以说,其他人来找你,都什么问题没有,可督察院御史找你,你的事就大了。

而另一条就是属于六科的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接隶属于督查御史,只按科监督六部。

吏科盯选官,户科盯钱粮,礼科盯仪制,兵科盯军令,刑科盯刑狱,工科自然盯工部、河渠、营造、矿冶、军器诸事。

而科道官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官小权重,俸禄不厚,座次也不高,可只要奏章递上去,哪怕弹的是尚书、宰相,也没人敢说他无权开口。

赵怀安当初设科道时,说过一句话:

“御史事务太重,可朝廷到底是需要耿介之士,以风闻奏事,查漏补缺。”

所以大明言官风气一度颇盛。

可言路一开,弊端也随之而来。

有人真心纠弊,有人借言求名,有人看见上头脸色,便抢着咬人;还有人明明是门户私怨,却披上一件为国除奸的外衣。

对此,赵怀安当然晓得这些,而且他一开始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也正是这么个原因。

但后面王铎的建议,以及赵怀安对权力和制衡管理之道的越发理解,就越是深刻感觉到不仅监督的风纪要有,还要有一些风闻的,专门用来开炮的官员。

为何?

赵怀安没对任何人说过,但他心里很明白,作为管理者,信息就是权力。

他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是因为他怕言官变成党争的刀子。

可后来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权力不仅是被行使的,更是被知晓的。

现在大明太大了,他赵怀安就是一个人,眼睛都看不过来,还能管得过来?

他坐在金陵金銮内,天下各州县发生了什么,六部各司在办什么差,地方官是贪是廉,军中是稳是乱,这些信息如果只有一条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那他就只能听到别人想让他听到的东西。

你以为自己是在决策,实际上却是被人家向上管理了。

你要说赵怀安还有个锦衣社?也能有自己渠道?但锦衣社事情太多了,他的核心指标其实也不是查朝廷的官员,更多是去地方办案的。

但现在赵怀安设置的这个六科给事中就不一样了,他们什么具体的事务都没有,唯一的事情就是喷人。

凡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只言片语,都可以写成奏章,直接递到御前。

和御史定罪需要严密的证据链不同,六科给事中甚至连证据都不要,也不需要层层流转,直接递给赵怀安。

可以说,这些人风闻奏上来的,十个有九个都是为了喷而喷。

但对于赵怀安来说,这可太重要了。

因为正是这些风闻中,赵怀安能获得朝廷六部的丰富信息,如此他再和下面的六部官对弈时,就能获得更多的视角,也就更能明白对方的行为。

而且,因为六部给事中的存在,那些六部官也弄不准皇帝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如此更不敢隐瞒信息。

可以说,赵怀安主动给朝廷内部引入一条疯咬的恶狗,既让赵怀安便于管理六部,又吸引了六部的火力,可谓神来之笔。

另外,从实利来讲,言官的存在,也确实能帮助赵怀安调整政策的分寸尺度。

很早以前,赵怀安便发现,人对世界的认知,本就有四种。

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有些事,是自己知道,别人却不知道的;有些事,则是别人知道,自己反而不知道;还有些事,是谁都不知道,只能等待时间去验证。

而天下之事,大抵也脱不开这四类。

皇帝每日批阅奏章,看似总揽天下,可实际上,他知道的,不过是送到御前的那些事情;而天下真正发生了什么,地方知道,百姓知道,六部知道,督抚知道,却未必能层层传到御前。

最危险的,从来不是皇帝不知道天下,而是皇帝不知道,自己还有哪些事情不知道。

赵怀安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见识,不在于知道多少,而在于能否不断缩小那些”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

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真实。

而要怎么做呢?那就是要借助他人的眼睛。

听取忠直之士的忠告,可以发现自己的过失;任用敢言之臣,可以发现政令的疏漏;巡视地方,可以知道朝廷之外发生了什么;广开言路,可以知道百姓真正想要什么。

而人的认知,正是在一次次纠正自己的盲区过程中,不断扩大。

其实到赵怀安这个层面,便是北伐又如何,李克用又如何?他其实都没有太过于在意,因为他觉得以目前大明的国力,完全可以战而胜之。

但赵怀安却又明白,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那就是他觉得北伐没问题。

赵怀安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也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全看赵怀安自己判断。

可以说,大明命运系于赵怀安一人的判断抉择,这是真话。

所以相比于言官的优点,它的缺点,就成了赵怀安必须忍受的代价。

三月十二这日,天刚亮不久,皇城东侧的六科廊里,已有几名工科给事中聚在值房中。

春雨刚停,廊下滴水如线,一滴滴落在青石上,非常治愈。

工科给事中许良坐在案后,面前摊着几封已经誉好的弹章。

他约莫三十七八,面皮白净,胡须修得整齐,说话声音亮如洪钟,果然是以言舌吃饭的。

在他旁边还另有两名工科给事中,一人叫谢方,一人叫卢维敬。

他们都是新朝言路里很典型的人。

许良出身不算高,却也不是寒门到底。

他父亲曾在寿州做过县学教谕,后来乱世里弃官还乡,靠替地方豪强写契书、教蒙童过日子。

许良少时读书很刻苦,却始终没赶上什么正经科举。

这倒不是他不用功,而是当今天下改朝换代,赵怀安从吴藩到大明,国家一路打过来,制度也是一路建起来的,所以哪有什么现成的科举给他们考。

后来两淮初定,各州荐举明经、能吏、孝廉之士,许良便被寿州推上来,先在吴王府做过一阵书吏,后来转入工曹,又因几次上书指出地方修桥虚报木料之弊,被调入六科。

所以许良这种人,最懂工部的实际情况,所以批判起来最狠了。

你不能说他没有私心,但试问谁不想出名,升迁,得名于阙下?

而另外一人,谢方则与许良不同。

谢方是江宁人,早年在县衙做过吏,可以说是精熟吏事,本来这样的人应该是在实务系统打转的,可偏偏让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当年保义军入金陵,清理江宁旧吏,谢方因没有大贪,反而得用下来。

之后朝廷开言官,因为没有自己的人才来源,所以一开始都是各部系统举荐和自己毛遂自荐的。

而谢方就看出在督察院的前途,主动自荐,后被考课后,成功转入都察院,最后补为工科给事中。

也正因如此,谢方为人比许良稳妥,晓得有些事落在案头只是一笔,可到了刑部、大理寺、锦衣社手里,那就是一条命了。

所以谢方写弹章时,算是少有实事求是的一个。

至于三人中的卢维敬,就年轻太多了。

因为他是吴藩时代,从学监出来的儒士,父亲原本是湖州一个小绅士,家境又殷实。

其人在学监时期,就以文章和豪言出名,曾说:

“国法如炉,奸邪皆当锻尽。”

后来赵怀安设六科时,就喜欢从国子监、州学里拔这种年轻读书人。

原因也简单。

年轻,朋友少,顾忌少,有冲劲!敢打敢拼!

你让一个老人去弹劾工部尚书,他下笔前就已经想到里面有多少人情和厉害,如此锋芒就少了三分。

可卢维敬这种小年轻,他是看到机会,真上,真喷!

当然,也正因为敢骂,有时候就显得不知轻重,很不体面!

其实,他们三人也是大明如今言官的一个缩影。

新朝初立,科举还没有真正形成稳定的人才池,所以六科、都察院里的官员,来源非常杂。

有旧日吴王府幕僚、书记、军中文案;有地方荐举上来的明经、孝廉、贤良、能吏;有学监和州学出身的年轻儒生。

而这也就是国初才能有的时代特色,虽非清一色科甲正途,却尽显勃发。

谢方年长些,手里端着一盏茶,思索着。

卢维敬去年刚被提拔了一级,这会心气正盛,眼下正低头看许良草成的弹章,越看越觉胸中发热,大喊一声:

“许公这篇雄文,正气凛然,好。”

卢维敬压低声音道:

“陈圭身为工部尚书,却一意替商贾豪右开山泽之门,若非严尚书当廷驳倒,真叫他成了,以后天下矿山皆成豪强之利。如此大事,岂能不弹?”

许良淡淡道:

“不是弹他与豪强通利。”

谢方听到这里,才抬眼看他。

许良继续道:

“这话不能乱说。无凭无据,说工部尚书收了豪强的钱,那便不是风闻,是造谣。”

卢维敬一怔:

“那许公弹什么?”

许良把面前弹章推过去,点了点其中几行:

“一弹陈圭执掌工部后,诸监增项太急,以工坊急务压户部、三司,坏了部院章程。”

“二弹他岁末将煤铁诸监核册强送户部,逼其封印前覆核,轻慢朝廷制度。

“三弹他正旦朝上,以百姓取暖为名,欲开私矿,见小利而忘大患。”

“四弹他遣工部吏员暗查地方私煤,却不先知会州县与都察院,已有越权扰民之嫌。”

他说完,手指在案上轻轻一敲。

“这些都可弹,也都站得住。”

谢方皱眉道:

“站得住是站得住,可眼下弹陈圭,是不是太急了些?”

卢维敬道:

“谢公何意?”

谢方没有立刻答话,只看了一眼外头廊下。

廊外几个小吏正抱着文匣急匆匆走过,鞋底带着雨水,在青石上踩出一串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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