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州陷落的消息送到洛阳时,已经是三月十三日。

这时的洛阳依旧没有从战乱中恢复出来。

自黄巢离开以后,洛阳周边多如牛毛,各路军阀也是来也匆匆去也惶惶,只留下了一地瓦砾狼藉。

过去神都一百零三坊,宫阙相望,寺观遍布,东西两市里商旅云集,可经历连年兵火,早已是宫室焚毁,坊墙坍塌,许多街巷甚至被荒草和瓦砾堵住。

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时间真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对不同对象烙印的刻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样的天崩倾覆,一两年却不能使得一座城市恢复,却可以让活着的人继续生活,甚至遗忘过去。

可三五年后,城市恢复了,可活着的人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忽然悲伤痛苦,那时候才晓得,人心上的伤痕是时间怎么抚慰都结束不了的。

不得不说,自从孙儒手中获得残破的洛阳后,朱温在这里治理得不错。

他下令重新修筑城门,清理街道,恢复官署和仓场,又从河南诸县强迁了数千户百姓入城,同时招徕商贾,减免税,试图让东西两市重新开张。

为了让洛阳尽快恢复,他甚至从汴州调来工匠,重建军器作坊,又把一些无主宅地分给军户,允许他们携带妻儿在城中居住。

可这些办法只能让洛阳勉强有了些人气。

到了白日,南市附近总算能看见卖粮、卖炭和修补甲械的铺面,津桥两侧也重新有了行人,洛水上偶尔还会出现运送木料和粮食的小船。

可只要离开几处军营和市坊,周围很快便又安静下来。

城内的情况也是,许多坊门虽然重新立起,门后却只有十几二十户人家。

入夜以后,整片坊区只有几盏灯火,远远看去,与城外荒村没有多少区别。

而洛阳周边的情况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河南县、洛阳县的户籍上还列着不少人口,可真正留在乡里的百姓却不足册上十之一二。

剩下的大半都是逃入山中,有的投奔河阳、郑州,还有一些索性依附军寨和豪族坞壁,宁愿给人做客、部曲,也不肯回到随时可能再遭兵灾的村落。

无人耕种的田地连成一片,春风吹过,只有一片荒芜。

唯有靠近军营和屯田庄的地方,才能看见成片翻开的新土。

换言之,在这里,朱温所在竟然已经是少有的秩序之地。

朱温对此极为不满,几次严令各县搜括逃户,又将一些流民和罪户编入屯田,强迫他们修渠开荒。

可人少终究是人少。

而一切重建却都需要人,更需要钱粮,这对于朱温来说,都是统统没有的。

所以强硬了一段时间后,朱温也只能接受现实,只将洛阳当成一处连接汴州、长安的中转站,而不敢有恢复其天下之中的雄心。

时值三月,正值春耕,洛阳城外屯田中的军户都被赶去播种,城内能够征发的丁壮便更加不足。

于是,一些工程也不得不停摆,所以街道上也是除了巡军没有其他喧嚣,只有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蹲在路边捡拾散落的麦粒,那是一些军辎车转运时落下的。

乱世离人就是这样,如老狗拖着残腿,苟活着。

但就是这样的生活,也被一阵从东方而来的马蹄声给打破了。

哎!

送信军使从郑州一路换马而来,进洛阳东门时,胯下战马已经口吐白沫,四蹄发软,才到朱温幕府外便跪倒在地。

军使自己也顾不得喘息,滚鞍下来,将装着数封急报的皮囊交给门前牙兵,口中只说了一句:

“宋州失了。”

这句话很快传进幕中。

朱温当时正在用饭,案上摆着炙羊、蒸鱼和一碗饭,听见承事禀报,也没有立刻召见送信军使,只是自顾自地吃着,吃得很慢。

外面站着的承事捧着军报,额头已经渗出一层细汗,却不敢催促,只能听着堂中碗筷轻响。

直到朱温放下筷子,以巾擦过嘴角,承事才被叫了进去。

而另外一边,同样留在外面的还有接受从汴州过来的军情,这会一并被带着进了幕汇报给朱温。

准确来说,军情有三封!

第一封急报来自义成军节度使胡真,是他快马加鞭送来洛阳的。

吴起台决战之后,大批宣武败向西北逃散,其中一部分不敢入汴州,进入义成军治下。

胡真从这些人口中得知战事经过,又派马探南下查探,终于确定吴起台的宣武军主力已经全军溃败。

朱珍所领诸军折损过半,庞师古、王檀、柳存、刘捍、戴思远、张可振、蒋殷等军中大将,或死于阵中,或亡于乱军,许唐也被部下所缚,举吴起台六千军马投降。

朱珍本人焚毁大纛,带着数十骑冲出战场,先向西逃,后来收拢一部分溃卒,已退入汴州。

胡真在军报中没有为朱珍遮掩,只说吴起台一战以后,湄州、郑州、汴州之间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宣武败卒,沿途州县人心惶惶。

若不能尽快调集援军稳定局势,恐怕陈留、雍丘、封丘诸县都将望风而降。

承事念完第一封急报,又拆开第二封。

这一封写的是宋州。

宋州本地豪族与州卒相互串联,趁城中宣武守军军心动荡,杀入县衙,擒拿朱温所任县令刘继业及一千官吏,打开城门迎降。

王进已经率保义军进入宋城,接管四门、府库、仓廪,沿途的谷熟、虞城等县也在望风归附。赵怀安所率衙内六卫则从项城继续北上,最快数日便可抵达宋州。

第三封急报来自汴州。

送信的人与胡真的军使差不多同时抵达洛阳的,只是胯下马才换,才比胡真的军报早了一点。

军报是朱珍亲笔所写。

朱珍从吴起台逃出以后,没有去本治所宋州,而是昼夜兼程返回汴州。

同时,此前被他分出去截击徐、颖、陈三藩军马的王重师、徐怀玉、段凝三军,在得知主力败亡后,不敢继续作战,迅速收兵向汴州撤退。

三军原有七千五百人,沿途虽有逃亡和掉队,最后仍有七千人左右进入汴州。

除此之外,朱珍还收拢了千余名从吴起台、明台寺和宋州方向逃回来的溃卒,又接过了留守汴州的杨师厚旧部千人。

各部合在一起,号称仍有万余军马,但其中受大败影响,里面能披甲列阵的也就五六千人。

但至少,宣武军虽然在吴起台遭遇惨败,却还没有完全失去汴州。

承事念到这里时,朱温始终没有说话,显然对于朱珍之败的结果,比这些军报发来,要知道得更早。

接下来的内容,便是朱珍对吴起台之败的解释。

朱珍在信中详细写了两军从涣水到吴起台交战的过程。

他说初战时宣武军兵力占优,王进所部只有两万余众,其中还有六千厢军,真正能够与宣武精兵正面对阵者,不过一万五千人。

宣武军若能及时集中兵力,从正面一举压垮王进,吴起台之战本不该败。

可当时庞师古掌握了宣武军中最完整的预备兵力,又统领西线精锐,却始终不能尽力向前。

在朱珍的说法中,庞师古之所以如此,并非胆怯畏战,也不是不知兵机,而是因为旧日曾与赵怀安有过交往,心中仍然念着几分故旧之情。

朱珍几次催促庞师古压上主力,庞师古都以阵地泥泞、军阵未整、敌情未明为由拖延。

直到庄园攻破,保义军前沿阵地动摇,他才终于带兵向保义军的右翼发起总攻。

可那个时候已经迟了。

王进已经将最后的骑军交给史敬思,保义军又依靠弩炮阵地不断打击宣武军的左翼。

最要命的是,敌军的援军绕到宣武军侧后,吴起台战场上的形势对比由此逆转。

庞师古若能早一个时辰尽出预备,王进的西线早已被攻破,敌军转进之军纵然赶到,也只能撞见一支已经得胜整阵的宣武军。

所以,朱珍对此战失败的最后总结就是庞师古延误军机!

正是因为庞师古念着旧情,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才使战事迁延至暮,让王进等来了援军,也使宣武军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信中写到最后,朱珍甚至说庞师古在大势已去之后,仍然拒绝收兵,带着王檀、柳存等军死守残阵,表面看似忠勇,实则是想用一死遮掩自己此前的过错。

“庞师古恋于旧情,误我军机,虽死不足赎其罪。”

承事念出这一句时,堂中几名近侍都悄悄低下了头。

庞师古已经死了。

死人不会从坟里爬出来与朱珍争辩,也无法解释他究竟在什么时候收到了什么军令,更无法说明吴起台一战中,究竟是谁没有及时发现保义军的绕后兵马。

朱珍将战败的大半罪责都推给庞师古,固然有为自己开脱之意,可他说的也不全是假的。

庞师古确实掌握了西线的大量军马,宣武军最后的一次总攻也确实发动得太晚。

真正的原因究竟是庞师古恋于旧情,还是他判断失误,抑或是朱珍此前屡次分兵,使诸军无法相互应援,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了。

朱珍在信中只承认自己有“识人不明、督战不严”之过,却没有说自己在发现保义军绕后以后,仍然将最后的牙军投入正面,更没有提朱裕带着天平军临阵逃离的事情。

讲完吴起台的战事,朱珍才说到汴州。

他声称自己已经重整城防,将王重师、徐怀玉、段凝三军分别安置在东、南、北三面,杨师厚旧部和收拢的溃卒暂时守西城及府库。

城中甲械、粮草尚多,只要军心不乱,挡住王进一时并非难事。

可事情难就难在这,宋州失陷以后,汴州人心已经明显不稳。

尤其是宣武牙军中的一些中低层武士,近日往来频繁,其中有不少昔日曾与赵怀安相识,甚至受过他的恩惠,如今正在暗中联络同袍。

朱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却怀疑这些人准备效仿宋州,串联造反,开门投降。

还有一点也是朱珍说的麻烦事,那就是城外军庄中已经流传起许多谣言。

有人说保义军进入宋州以后秋毫无犯,投降的州卒和宣武散兵也没有被杀。

有人说那位吴王早已放出话来,说此次北伐只诛朱氏亲党,不问普通武士。

还有人说庞师古、戴思远等人的尸首都得到了收敛,连敌将尚且如此,普通军户便更不用害怕。

这些消息是真也好,是保义军故意散布的也罢,都在迅速瓦解汴州军民的抵抗之心。

朱珍已经命人封闭城门,严查来往人员,又抓了十几名散播谣言的武士和百姓,可这只能让局面暂时稳定,无法真正扭转军心。

所以他在信中恳请朱温立刻发兵。

只要洛阳援军能够抵达郑州,哪怕暂时不进入汴州,也能让城中军民看到希望。

朱珍自信可以凭手中的万人坚守汴州,等朱温亲率援军东归,再与王进决一死战。

顿首,敬上!

军报念完以后,堂中安静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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