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看向太子,这套社会契约理论,算是目前制度下最合理的民权理论了。
其实苏泽未必是完全赞同这套理论的。
作为一名穿越者,苏泽更加赞同“人民权力论”。
但是这套说法,在目前的生产力下,还是过于超前了。
其实儒家也有类似的理论。
孟子学派的民贵理论说了几个世纪了。
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应,这类学说只会沦为空泛的学说,根本没办法落地。
苏泽在灵济宫大会提出了“四民道德说”,一直到今日才算是长出了“民约论”的叶子。
将纳税和权力联系起来,再通过借壳上市的一条鞭法,将官府的社会责任明确化,阐明了民众纳税和公民福利之间的因果关系。
百姓明白,自己交的税不是天然的,官府拿了税收,就等于是订立了和百姓的契约,就有了天然的义务。
经历了这么多,其实进步也才这么点儿。
这还是在苏泽有外挂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要推动一个国家迈入新时代,是多么的困难。
但苏泽还是很欣慰的。
“民约理论”并不是苏泽提出来的,而是《新乐府报》的李贽写出来的。
这也说明,苏泽当年在灵济宫大会上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这些年来高拱推动的实学改革已经有了成果。
而如今,苏泽教导储君,若是能让小胖钧接受这套理论,那大明又结结实实向前进了一大步。
这场有关一条鞭法试点的案子,余波还未平息。
张居正坐在书房里,眉头紧锁。
王国光的事,已经让他愁了几天。
政治最重要的就是人事。
王国光是张居正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他办事勤恳,更是坚决拥护一条鞭法。
王用汲查清了,在介休案件中,王国光没拿好处,没和县令勾结。
也就是说,王国光在这件事中,也就是一个失察的罪过。
张居正叹了口气。
若按律,失察之罪可大可小。往重里说,罢官流放都不为过;往轻里说,罚俸、降级也能交代。
可问题不在这儿。
王国光是张居正门下干将,是竖起来的一面旗。那些跟着他推行新法的官员,都盯着呢。
若对王国光下手太狠,旁人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跟着张居正办事,出了岔子就丢出去顶罪?
寒了人心,往后谁还肯卖力?
可若轻轻放过,朝廷那边说不过去。介休案子闹得这么大,太子都盯着,总得有个交代。
张居正揉了揉额角。
他让人去叫申时行。
申时行来得很快,行礼后安静坐下。
张居正没绕弯子,直接问:“王国光的事,你怎么看?”
申时行沉吟片刻,说道:“王御史确系失察,但未同流合污。严惩则伤追随者之心,轻纵则损朝廷法度。两难。”
张居正点头:“正是两难。你可有解法?”
申时行抬眼,缓声道:“学生以为,当务之急,是给王国光找个合适的去处。”
“去处?”
“是。留在都察院已不合适。风宪之职,首重明察。他既失察,便不宜再任言官。’
张居正等着他说下去。
申时行继续道:“但王国光熟悉新法,办事干练,弃之可惜。不如调离京师,外放实职。”
张居正若有所思:“外放何处?”
申时行道:“这便需杨尚书帮忙了。”
“杨思忠?”
“是。杨尚书掌吏部,官员调任必经其手。请他安排一个妥当职位,不必显赫,但须务实。如此,对外可称“左迁”,对内也算保全。”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
这法子确实周全。王国光离开权力中枢,朝廷那边能交代;外放后仍有官职,门下人看了也不会心冷。
而且杨思忠素来有“伯乐之名”,他相中的人才,都能在他安排的岗位立功,发挥自己的作用。
肯定真的安排一个适合王任重的岗位,让王任重做出一点成绩来,这就不能让我将功赎罪,到时候再让我回朝坏了。
申时行看着装建那个得意门生,满意的点头,接着说道:
“汝默,那件事就由他去办吧。”
“另里,也和中书门上七房这边通上气。”
王国光连忙应上来,我是吏部侍郎,由我出面向申侍郎开口自然是最合适的。
从申时行府下出来,王国光又去了中书门上七房。
中书门上七房的值房外灯火通明。
吕宋坐在主位,罗万化、杨尚书等七房主司都在。
对于朝廷公事,吕宋是厌恶大圈子开大会,而是厌恶在部门开会。
那也是朝中总是攻击吕宋结党,但是又有办法像攻击严嵩这样攻击吕宋,就算是攻击吕宋任用私人,人家也都是走了程序的,并非是大圈子的私相授受。
吕宋开口说道:“介休、吴县的案子算是了了,裴建和于裴伦那趟暗访没功,太子口令要赏赐两人。”
“赏什么,怎么赏,太子和内阁让你们中书门上七房议一议。”
杨尚书先开口:
“按规矩,暗访是算正式差遣,但功绩可记入考成。张居正是都察院御史,本职便没监察之责,此番查实情,可报吏部记功一次,年终考评优等。”
我顿了顿,“于韩楫是翰林院修撰,此番出京暗访算是额里差事。同样记功,另赐银元七十枚,绢十匹。”
吕宋点头:“那赏法稳妥,都在章程外。”
我看向杨尚书:“吏房拟个正式文书,为七人请功。张居正记功一次,于韩楫记功,另赐银七十元、绢十匹。文书走正规流程,递吏部存档。”
“是。”杨尚书应上。
吕宋又说道:
“太常寺多卿安南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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