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哥，”她忽然抬头，额角沁着细汗，“我听说你准备在县里建文化馆？”魏明点头。她合上本子，封面印着“香港中文大学美术系”的烫金字。“能不能把砖窑遗址保下来？我画了三十七稿，每一稿都在它身上加一点新的东西。”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怕惊飞蒲公英，“大伯说，有些东西拆了就永远没了。可有些东西，修修补补，反而更像活着。”

回程路上，魏明远远望见自家院门口停着辆沾满泥点的北京吉普。车旁站着个穿洗得发白蓝制服的中年男人，胸前口袋插着三支钢笔，正仰头打量门楣上新挂的木匾——那是魏解放托县里书法家写的“魏宅”，墨迹未干，透着股生涩的郑重。男人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肩章上两道金杠在烈日下刺得人眼疼。他朝魏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魏同志，省革委会宣传组李卫国，奉命前来协调《沟子屯纪事》纪录片拍摄事宜。”

魏明愣住。这名字他熟——去年在京城开会时，此人正负责审查所有下乡知青撰写的回忆录。他记得李卫国审阅自己那篇《冻土上的向日葵》时，在页边批注：“情感真挚，但对历史背景的呈现需更符合主流叙事框架。”当时魏明笑着把稿子收回抽屉，心想这框框大约比故宫的宫墙还厚。

李卫国已快步上前，笑容和煦得像初春解冻的溪水：“魏老师，您那篇《我有一个四川妈妈》真是感人肺腑啊！我们决定把许淑芬同志的故事作为全片核心线索……”他话音未落，身后吉普车门突然被推开，许淑芬拎着个竹编食盒跳下车。她今天穿了件簇新的靛蓝印花棉布衫，银耳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鬓角白发梳得一丝不苟。

“小明！”她一眼看见儿子，立刻扬起食盒，“快尝尝，今早现摘的黄瓜拌海蜇，阿敏说她最爱这个味儿！”她脚步轻快地穿过人群，经过李卫国身边时，对方下意识挺直腰板，却见许淑芬只朝他微微颔首，便径直走向魏明，顺手把食盒塞进他手里，另一只手已自然地挽住他的胳膊。那动作熟稔得如同呼吸，仿佛三十年前那个在村口槐树下踮脚替他掸去肩头柳絮的女人从未离开。

李卫国脸上的笑容僵了半秒，随即更深地弯下腰：“许……许主任您好！”他认出了这位曾主抓全省扫盲运动的传奇人物。许淑芬这才侧过脸，目光平静地扫过他肩章：“小李啊，你们要拍沟子屯？那得先去后山看看——去年新修的梯田引水渠，还有魏平安带人试种的富硒水稻，都是实打实的东西。”她语气平和，却让李卫国额角渗出细汗。他清楚得很，许淑芬主持的扫盲教材里，连“拖拉机”三个字都配了手绘插图，这种人最厌烦空泛的“精神升华”。

此时周惠敏牵着齐德龙的手从院内出来，孩子手里攥着把刚采的野雏菊。她走近时，许淑芬的目光温柔地落在儿媳腕上那抹翠色，又缓缓移向她微微隆起的小腹——那里正安静地伏着一个尚未命名的生命。魏明顺着母亲视线低头，突然发现阿敏今天穿的鹅黄色旗袍下摆，竟悄悄绣着几粒极淡的樱桃花苞，针脚细密得几乎隐形。他喉头一热，伸手覆上阿敏手背，两人掌心相贴处，汗津津的暖意蒸腾而起。

暮色渐染时，魏森豪独自坐在老槐树粗壮的气根上，膝上摊着那本军绿笔记本。魏明搬来小凳陪坐，晚风拂过，掀动纸页，露出某页夹着的干枯花瓣——那是几十年前某个春天，他偷偷夹进书页的槐花。老人忽然指着其中一行字：“你看这儿。”魏明凑近，只见铅笔字迹已被岁月晕染得模糊：“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梦见家里新盖了瓦房，窗棂雕着喜鹊登梅。醒来摸摸枕头底下，有半块红薯干。”

魏明怔住。他记得这故事——去年整理老屋阁楼时，在祖宗牌位后的暗格里，真找到过半块风干如炭的红薯干，旁边压着张泛黄纸条：“森豪吾弟，新房已盖好，等你回来住。兄沐春，一九五一年春。”

槐树影子越拉越长，最终温柔地覆盖住父子俩交叠的肩头。远处村部大院里，《秦香莲》的唱段正唱到高潮：“杀庙一节非我愿，只为人间正道存……”锣鼓声浪滚滚而来，撞在百年槐树虬结的树干上，震得几粒新结的槐米簌簌坠落，掉进魏森豪摊开的笔记本里，像时光投下的一枚枚褐色印章。

魏明没有去捡。他只是轻轻握住父亲的手，那手掌粗粝如砂纸，却稳稳托住了整个沟子屯沉甸甸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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