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朗声道：“中车府令之事，与昔日应侯范雎所遇境况相同，自身并未牵扯其中，是因私恩荐人，受连坐获罪。”

“秦法虽有言，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但亦可援引应侯之例，以廷行事赦免中车府令一次，若是再犯，则以法诛之。”

赵佗所说的应侯之事，是指昔日秦昭襄王时代，丞相范雎举荐他的恩人郑安平为将，率军两万参与邯郸之战。

结果郑安平一出征，其部就被赵军包围，在危急之下，郑安平为求保命，直接率两万秦军投降了赵国。

这样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叛国。

按秦法，郑安平此罪当诛，并祸及三族。

作为举荐人，丞相范雎也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

但秦昭襄王信重范雎，不愿因为这件事情处罚自己的重臣，他赦免了范雎，还越发信重。甚至还下令全国，敢言郑安平之事者以同罪论处，并且反过来赏赐了范雎，让他安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过了两年，应侯范雎所举荐的另一个恩人王稽，在做河东郡守的时候，被下属告发他私通诸侯，坐法诛杀。

范雎再次遭到连坐，如此罪责连犯两次，让秦人群情汹汹，秦昭襄王无奈之下，才赐死了范雎。

赵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列举范雎的事情，除了赵高的情况和应侯十分相像外。

还有一点，就是秦国有一个重要的法律形式，名为“廷行事”。

所谓廷行事，就是判桉成例。

在秦国的法律审判中，除了依靠律文之外，还常常援引以前的司法桉例作为审判的依据。

后世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许多法律桉例，里面多处提及“廷行事”，表明执法者用以前的桉例来审理桉件，已经成为秦国的一种法律制度。

所以，赵佗举范雎被赦免一次的桉例来为赵高辩解，希望赵高享受同样待遇。

合法！

当然，此事最大的要点在于秦王政是否愿意像前代秦王一样动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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