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秋阳，斜斜洒在淮南煤机厂子弟小学的土坯课堂上，粉笔灰在光柱里飘飞。

三年级的课堂上，数学老师捏着粉笔头，眉头却扬着，目光落在前排最矮的那个身影上——何家丽。

“这道鸡兔同笼，你们还在掰手指，家丽已经算出来了，说说，怎么想的？”

何家丽抬眼，声音清亮却刻意压着几分孩童的稚嫩：“先假设全是鸡，少的腿数除以二，就是兔子的数。”

老师眼睛更亮，又随手写了道五年级的应用题，何家丽提笔便算，笔尖在糙纸上划过，片刻就得出答案。

课后，老师把何家丽叫到办公室，指尖点着她的作业本：“你这底子，蹲在三年级可惜了，我跟校长说说，跳一级，去四年级。”

这事传回何家，晚饭桌上便起了波澜。

何常胜扒拉着碗里的红薯饭，眉头皱成疙瘩：“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啥？早晚还不是嫁人，跳级费脑子，不如早点帮家里干活。”

何家丽放下碗筷，小手撑着桌沿，先搬出最硬的理：“爸，领导都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咱老百姓也得有文化不是？”又掰着手指算经济账，“我跳一级，早一年毕业，早一年能挣钱帮衬家里，这不是划算？”末了，她晃了晃何常胜的胳膊，撒了个娇，“爸，我就想多学本事，以后给你和妈争口气，行不行？”

奶奶何文氏在旁帮腔：“孩子愿意学是好事，常胜，别拦着。”刘美心也点头，摸着何家丽的头笑。

何常胜沉默半晌，把碗一搁：“行，依你！但学归学，家里的活也别落下。”

何家丽眉眼弯起，重重点头。

转去四年级后，她成了班里年纪最小、成绩却稳居第一的学生，语文老师爱她的作文写得利落，数学老师把她当宝贝，还特意允许她去学校的小图书室借书，那一方小小的书角，成了何家丽拓宽视野的小天地。

1967年的春风刚吹绿淮河岸，何家丽便敏锐地发现，母亲刘美心的身子越发沉了。

晨起洗漱时，刘美心扶着墙揉脚踝，那处肿得老高，一按一个坑，脸色也总是蜡黄，连端碗都显得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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