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国政权更迭的乱世洪流中，后秦末主姚泓的女婿徐众（一说名徐嵩），以悲剧性角色定格于历史。他身处后秦覆亡之际，在东晋刘裕大军破长安后，聚残余势力抗晋，最终兵败身死，成为后秦灭亡时坚守气节的孤臣代表。其生平散见于《晋书》《宋书》等史籍，虽记载零星，却折射出十六国末期政权崩解时臣子的艰难抉择，更见证了刘裕北伐中北方残余势力的最后挣扎。

关于徐众，史籍存在“徐众”与“徐嵩”的姓名争议，为其生平蒙上迷雾。《晋书·姚泓载记》称其“姚泓婿徐众”，《宋书·檀道济传》《南史·刘荣祖传》则记“徐嵩”率部抗晋。后世学者考证，“众”与“嵩”或因字形相近致误，或为同一人异称，结合身份与事迹吻合度，可推断二者实指一人。行文暂以《晋书》“徐众”为称，兼顾“徐嵩”之说，还原其身份轮廓。

无论姓名记载如何，徐众核心身份明确——后秦末主姚泓的女婿，这决定了他在后秦政权的特殊地位。后秦由羌族姚苌建立，姚兴时期达鼎盛，疆域囊括关中、陇右及河南部分地区，与东晋、北魏三足鼎立。姚泓继位（416年）时，后秦已衰落，朝政混乱，宗室争斗不断，外有刘裕北伐与北魏威胁。作为皇室女婿，徐众虽无高官要职的明确记载，却属统治核心圈，与姚氏宗室休戚与共，为日后国破抵抗埋下伏笔。

姚泓时期的后秦，军事力量大不如前。姚兴晚年穷兵黩武，与北魏、赫连夏连年征战，国力损耗严重；姚泓性格懦弱，继位后无力掌控局势，宗室姚弼、姚懿等先后叛乱，进一步削弱统治根基。徐众身处此境，虽未直接参与朝政，却目睹后秦从勉强支撑到摇摇欲坠的全过程。其贵戚身份，让他无法像普通士族般在政权更迭中全身而退，被绑定在姚氏王朝命运车轮上，注定迎接末世风暴的考验。

徐众的命运转折，与东晋刘裕北伐紧密相连。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平定内乱、巩固朝权后，以“恢复中原”为名，发动针对后秦的大规模北伐。他制定“五路并进、合围长安”战略，派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名将北上，兵锋直指后秦腹地。

北伐大军进展神速，檀道济部先克许昌、洛阳，王镇恶部沿渭水西进，势如破竹。后秦军队虽奋力抵抗，却因内部矛盾重重、兵力分散，屡战屡败。姚泓亲率大军迎敌，却在潼关、渭桥等地接连战败，麾下将领或降或死，军心涣散。义熙十三年（417年）八月，王镇恶破长安城门，姚泓见大势已去，率宗室百官投降，后秦灭亡，立国三十四年。

长安陷落时，城中大乱。刘裕大军入城后虽一度约束军纪，但随着北伐军与当地势力矛盾加剧，及刘裕急于返东晋争皇位，长安局势渐失控。姚氏宗室及后秦旧臣或被诛杀，或被迫归附，徐众作为姚泓女婿，既未随降，也未出逃，选择潜伏，暗中联络残余势力，伺机反扑。他深知刘裕北伐旨在为篡晋积累资本，长安作为北方重镇，刘裕不会长期驻守，大军东撤便是复国良机。

此时徐众面临三重困境：后秦主力被歼，残余势力分散，难快速集结；刘裕留檀道济、沈田子等精锐驻守长安；关中历经战乱，百姓流离，对后秦认同感大减，难获广泛支持。即便如此，他仍以皇室女婿身份号召，秘密联络关中羌族部落、后秦旧将及不满东晋统治的地方势力，渐聚集数千人队伍，成为残余势力核心领导者。

刘裕在长安仅停留两月，因东晋内部刘穆之病逝，急于返回建康（今南京），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以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辅政。刘裕东撤后，长安守将矛盾激化，沈田子因与王镇恶不和，设计诛杀王镇恶，王修又杀沈田子，关中局势陷入混乱，为徐众叛乱提供绝佳时机。

义熙十三年（417年）末，徐众见守将自相残杀、军心不稳，率残余势力在长安周边叛乱。他采取“连营叛逃”策略，将部队分散部署于长安近郊渭水两岸及武功、咸阳等地，连营数十里，形成包围态势。此战术可避免被东晋军集中歼灭，又能袭扰长安粮道与交通线，试图以持久战消耗守军实力。

徐众叛乱引发连锁反应，关中后秦旧部与地方势力纷纷响应，叛乱范围扩大。东晋守将刘义真年幼，辅政王修虽试图平叛，却因兵力有限、指挥不力屡屡受挫。徐众多次击败东晋军小规模进攻，一度攻至长安城下，威胁东晋在关中统治。刘裕震惊，急派檀道济、刘荣祖率军北上驰援。

檀道济是刘裕麾下名将，“勇冠三军、善用谋略”，北伐中屡立战功；刘荣祖骁勇善战，常冲锋陷阵斩敌主将。二人抵关中后，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叛军连营。先克徐众部署在武功的大营，斩叛军数千人，打破包围；再沿渭水西进，逐个击破营垒，将徐众主力逼至咸阳附近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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