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安南一年能为明廷提供多少税收？反正这些文官是测算不出来的。花费如此之大的代价，却无法看到任何收益，使得这些文官们纷纷要求朱由校按照皇明祖训，从安南撤军。毕竟，对于不服管教之人，打服了即可，没必要赶尽杀绝。

对此，朱由校只能翻了翻白眼，气的说不出话来。

要论对安南的熟悉程度，即便是二百年前的郑和都未必有他熟悉。后世的越南可是一个矿产大国，不说稀土（现在也没卵用）光说那露天的煤矿，极易开采的铁矿，以及石灰石资源，都是目前明朝发展工业急需的资源。

最最让朱由校垂涎欲滴的便是那里的占城稻。这些年天灾不断，南方种植占城稻的耕地面积在逐渐减少。而根据广东、湖南、江苏等地上报的情况来看。占城稻在这三个省份的亩产为，最高的十石，最低的两石。这还要看是否是丰年。

而安南呢？只要将种子撒入田中，无需任何照料，一年两熟，三熟，轻松亩产过十石。以汉人的勤劳，用心去耕种，亩产十五石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还是那句话，有大米吃，谁愿意啃窝窝头和红薯。吃多了血糖飙升，这个时代可没有二甲双胍片。

凭借着自己远超这个时代士人的眼光以及极大的威望，朱由校迅速的压服了百官，使得孙承宗的所请迅速被通过。

只不过，在二十万大军的组成上，朱由校并没如孙承宗所请那般全为明军精锐。毕竟五万近卫师长期待在南方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还是需要尽快抽调回北方的。

孙承宗一边等待着皇帝朱由校的旨意，一边派出数万大军朝着南掌国逼压而去，那里还有颗定时炸弹需要处理。

迫于明军的威压，天启九年十月，藏匿于南掌近八个月的郑梉父子，以及后黎皇帝黎维祺等一行人，被南掌王佟康亲自护送到了升龙城。

孙承宗迅速安排了船只将南掌王护送至北京朝见皇帝，同时将叛逆郑氏家族，以及妄称自己为帝的黎维祺亲眷一并同时押往北京受审。

在成功解决掉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之后，孙承宗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开启他在安南的执政之路了。他深知，要想让这个地区长治久安，就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策略。

经过深思熟虑，孙承宗决定摒弃明初时期在安南实行的强压政策，而是迅速颁布了安民三策。

第一条策略是，从各地归降的土人家族中挑选出有学识的人，将他们分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担任官职。这些安南读书人的任务是与当地的明朝驻军密切合作，迅速理清户籍和田亩情况，以便尽快恢复生产。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让当地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也能增强土人与明朝政府之间的联系和信任。

第二条策略是，向各地方衙门分发《明典》，确保执政过程中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将有助于规范官员的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让百姓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最为关键的还是第三条策略。孙承宗决定从心向明朝的安南人中招募青壮，建立一支胁从军，并任命明军队长担任各级连排长。这些土兵将装备安南降军的兵器，并以他们为主力，驻军作为辅助力量，分散到各地去镇压起义军。这条策略看似简单，实则非常毒辣。通过这种方式，孙承宗既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又能避免明军过度消耗。而且，由于土兵对当地地形和民情更为熟悉，他们在镇压起义军时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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