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笑着说道：“朕以为，两朝之间的读书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两者之间对待国家的看法不同。宋朝的士大夫像是皇家的“合伙人”，一起分天下的利益；而明朝的士大夫，最多就是皇帝的“高级管家”，不仅得不到实权，还随时可能被砍掉脑袋。地位的不同，导致每个人读书的缘由自然也是不同的。”

叶向高满脸惊愕之色，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皇帝竟然如此直白地道出了大明朝官员内心深处那深深隐藏、却又如影随形的不安全感！同时，也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大明王朝长期以来对文官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固然在短时间内使得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然而，这种做法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文官阶层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刻处于高压之下，文官们普遍感到如履薄冰，工作积极性大打折扣，最终致使整个国家的治理效率变得极为低下。

遥想宋朝时期，文官之间主要是以党争为主，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但皇帝对他们的基本态度还是相对宽容的。可如今的明朝官员呢？他们不仅需要面对同僚间的激烈党争，还要时不时地团结一致，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争夺权力。这般复杂而艰难的处境，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作祟，明朝的官员们才会时常与皇帝展开权力之争。同样，这也是他们坚决反对废除哪怕只是读书人一项微不足道的特权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特权就如同最后的救命稻草一般，若被轻易剥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打从心底里惧怕，担心此次废除优待政策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是朱由校对天下读书人的一次试探性攻击。一旦这个不良的趋势得以蔓延开来，那么未来的读书人又该如何维系自身那原本高高在上的地位呢？故而，无论如何，他们都绝不会同意废除这项优待政策。

虽然朱由校打心底想直接废除这项特权，但是他心里很清楚，人性的贪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也没指望仅靠一次早朝就能顺利通过这条大概率能动摇国本的提案。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君臣二人长谈到了深夜，最终达成了一项共识。

免税这条优待政策继续执行，但仅限于有功名者本人名下的田产。包括其宗族、直系父祖、兄弟、妻族均不在免税范围内，同时，其子女一旦成家，必须与功名者分家立业。也就是说子女成家后，划归其名下的田产均不在免税范围内。而且功名者一旦去世，其名下田产自动取消免税特权。

作为回报，朝廷允许读书人亲属公开行商事，但必须向地方官府申请营业执照。同时，朱由校还放开了龙骧商会的入股权，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商会参与远洋贸易。对应的是，彻底打开龙骧商会的贸易限制，允许其可在本土行商。

让叶向高震惊的是，最后朱由校提出，愿意以五两银子的价格，卖出皇庄二千万亩田产，当然，这个价格只针对皇庄原有的佃户。也就是说，只要佃户愿意付出五两银子，就能拥有原本只有五成收成的田产。按照皇庄亩产二十石甘薯的产量计算，佃户们不需要三年就能收回购买田产的本钱。

天启五年五月，内廷与内阁共同下达了收回读书人部分特权的公文。公文上清晰的写明了要求各地方政府配合普查小组将有功名的读书人名下田产进行核实，多余出来的田产在本年度开始缴纳田赋。

这道公文虽然是有朱由校授意，但因为是有司礼监与内阁共同起草，通政司用印并发文，所以包括魏忠贤、吴彤、叶向高、钱向坤等人的祖宗十八代都被天下读书人骂上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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