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观察常贵，有才干肯卖力，做事认真负责，处世上在农学里相对圆滑；虽然谄媚的痕迹有点重，迎奉上级和与同僚之间搞好关系的比例拿捏得不太准确，但也算可造之才，至少已经脱下了文化人那张恶心面孔。刘仁轨不喜欢这样的人，虽然对人家的才能挑不出毛病，但在为人上有分歧，常贵逐渐也察觉这一点，所以感情上就倒向我一边。很正常。

如国子监，一个学监两个少监，这是标配；可农学里学监少监各一人，级别上下有分，但职权上却分礼抗衡，相对来说，我这个少监掌握的实权比学监还要大点。当时对兰陵的做法不解，发生今天这个事情后终于明白了。用刘仁轨不等于信任刘仁轨，一是借他的名声，二是老刘为人勤奋、刻薄，能给农学起个好头，万事开头难，必须有这样的人过来主持。

很有意思啊，我就好像监军，经典遗臭万年的角色。“怎么样？有没有收获？”

常贵干得投入，直到我发问才感觉到我的存在，或许他是装的，嘿嘿。“只能说在这片地上不错，现在还不确定送上来新水稻的适应性，但从目前来看比一般的稻秧长势好。”袭承了大多数专家的作风，常贵在行业内还是很严谨，“还得看各地试种后的结果，唯一不好的是育种上没办法在民间完成。若要推广的话，农户每年只能从官上领取稻种，徒增加官民的负担，所以只在这种试验田里种植。”

“哦？”很奇怪的说法，有高产品种却不推广，种试验田有什么用？好品种有个衰变期，一两年内保证产量，但后面就难免衰退，二十一世纪上，大多数农民都不会在收获季节选种留种，农务站上直接购买更合算。我招呼他上来，“负担，烦琐吗？”

“嗯，”常贵田坎的木架上拉了个脏麻布片子胡乱擦迭脚，穿了鞋蹲我旁边，“其实从前朝开始，官家手里不缺乏高产量的好种苗，”指了指前面一片麦地，“这个麦种是目前产量最高的，比关中地区的平均亩产高了两成有余，但民间无法留种，一旦到第二年就连旱田的产量都不如了。”

“哦，这样啊。若不考虑这些呢？比如说官上统一分发，每年发放一次好种子，行不？”

常贵摇了摇头，“一来资金不充裕，二来人力物力达不到，三就是民间可能还不习惯这个做法。毕竟我朝疆域辽阔，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在下以前待的勉洲，交通、运输都不便利，不要说分发，就是农户过来领取一次都不容易，这样的地区比比皆是，又不可能在每个地区都成立育种部门。所以如今农学上钻研的还是以能留种作物为主，产量上肯定要打折扣。”

这就明白了，这个时代没有便捷交通工具，公路建设受自然环境约束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基本靠面谈。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育种站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育种机构都是在相对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周边设立。

一直认为技术原因导致古代亩产量较低。看来我对古代农业上的认识存在误区。千百年的钻研，在技术上还是有积累的，但环境上的制约影响了农业发展的思路，古代对农户能否留种很看重，高产品种因为不能留种而被淘汰就可惜了。二十一世纪则相反，高产就是王道，农户能不能留种不在考虑范围，反正种业站每年按时供应。

常贵不错，我拍拍他肩膀。“好好干，我们农学里的职务还不完善，我想找个机会把一些空缺的职位填补起来，人选还没定，每个人都有机会。”

观念不同，我没能力开山修路让全国农民都过上亩产千斤的梦幻生活。不现实，可让我王家弄个亩产四百斤不难吧？按常贵的说法，刚刚那片麦子亩产都接近四百斤了，我要拿回家种谁敢不让？每年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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