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粗壮将领看来，查干巴拉等人跟他一样也是来民宅里面寻欢作乐的，作为被占领的城市通州城的百姓就是战利品，军中的将领可以随时享用。

虽然阿鲁台对军队进行了约束，但是将领们很显然不再约束的范围内，而是士兵们照样有奸淫掳掠。

毕竟城里的蒙古军队是由鞑靼和瓦剌组成，阿鲁台的影响力有限，无法对所有的士兵都形成制约。

况且，在一些史料和民间传中，蒙元时期就有蒙古人占有汉人的初夜权的记载，即汉人结婚后新娘子必须先送到蒙古保长家里待上三天，待保长享受了初夜权后再将新娘送回。

虽然正史中没有对这种事情进行过记载，但这些法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肯定有一些因素在里面起到了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上的巨大差异。

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元朝处于半封建半奴隶社会的极端，讲究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缺少自身的文化也不懂得汉族的文化。

蒙元时的“四等人制”虽然没有在相关的法令中出现，但元朝建立后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列为第一等级是无可非议的，其次是根据所征服地区民族的时序又依次分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三个等级。

四等人的政治待遇有所区别，在任职、科举、刑律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待遇，成为了四等人制存在的不争史实。

而为了巩固统治，元朝将“保甲制”推向了一个极端极端。

保甲制度是封建王朝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以“户”（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人员管理，儒家的政治学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因此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

汉代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等等。

等到了清朝，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即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皇朝的基层管理制度。

元朝的保甲制是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其管理者称为保长，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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