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朝廷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

永乐初的时候，有西洋数国遣使来朝贡，带有胡椒希望与大明互市，户部的官员向永乐帝请旨征胡椒的税收，但被永乐帝拒绝，下诏道：“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大明的对外贸易不是以征税为目的，要厚待那些从远方不辞辛苦前来朝贡的贡使，从中征税的话根本得不到多少钱，反而有辱大明的声威。

如此一来，大明在朝贡贸易中就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按照朝廷的规定，各国贡使前来朝贡时，不仅市舶司和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而且到了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也花费甚巨。

在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的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显得应接不暇。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同时也是避免鱼目混珠，被那些贪图利益之徒钻空子，冒名贡使前来大明捞取好处，永乐帝逐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也就是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的凭证，没有勘合的海外船只不许进入港口。

后来又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和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规定。

例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浙江宁波港，人毋过00，舟毋过艘；琉球入福建泉州港，年一贡，人毋过100；占城国、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年一贡，人毋过100。

永乐帝时，随着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以及大明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

在大明强大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下，向大明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

与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族，安南对占城、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体系。

在李云天看来，大明所实行的朝贡贸易虽宣示恩威，但是却有着三个无法忽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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