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医药巨头联盟代表团在南都省城的酒店已经住了好几天。

“他疯了!”汤普森第一个开口,“完全掌控核心技术?公开所有定价数据?这完全违背了商业逻辑!”

“但他说的是事实。”佐藤健一平静地说,“如果我们不合作,确实可能被排除在下一代治疗体系之外。”

“我们可以联合开发替代技术来应对。”另一个代表提议。

“需要多久?五年?十年?”一家欧洲制药公司的代表伊莎贝尔?莫罗博士摇头,“我仔细研究过杨平的论文,他们的技术路线与我们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创新,短时间内复制几乎不可能。”

施耐德揉着太阳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维持联合阵线?黄佳才说得对,普惠框架下我们实际上是在竞争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联合控制。如果我们六家继续捆绑,他可能会选择与其他中小型公司合作,那样我

们的损失更大,不管怎么样,这一块未来的市场,我们必须拿下入场券。”

“所以你的建议是......各自谈判?”杜邦问。

“至少要保持灵活性。”施耐德说,“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在核心条款上保持协调,比如定价下限,区域划分,但具体合作方式可以各显神通。”

“我同意。”佐藤立即表态,“我们愿意在工艺优化和亚洲生产方面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方案。”

“但这样我们就会互相竞价,最终渔翁得利的是锐行。”汤普森反对。

“或者我们继续联合施压,”莫罗博士提议,“但目标调整:不是控制技术,而是争取更有利的授权条款。比如延长授权期限,降低授权费用,在决策机制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最终,六巨头达成了一份内部备忘录:对外保持“协商一致”的形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允许各公司根据自身优势,与锐行进行差异化谈判。同时,他们将联合向锐行施压,要求对普惠框架的某些条款进行“合理调整”。

谈判再次开启。

“黄先生,”施耐德代表发言,“经过讨论,我们愿意在普惠框架下探讨合作。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授权期限应该不少于15年;第二,合作伙伴在所在区域应享有一定的市场保护期;第三,定价机制需要更多的灵活

性,特别是针对不同医疗体系的国家;第四,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合作伙伴在其中拥有实质性的建议权。”

黄佳才听完,微微点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核心原则我也需要重申:核心技术控制权、全球定价透明度,非排他性原则。只要在这三条核心原则之内,锐行愿意与各位进行建设性对话。”

各位代表交换眼神之后,施耐德说:“那好,我们继续一些合作的细节沟通。”..

两个小时后,黄佳才看了一眼时间:“今天已经谈了很多,我建议明天继续,我们可以继续就具体条款逐项讨论。另外,明天下午,杨平教授团队成员将从实验室过来,与各位进行技术层面的交流。”

这个消息让代表们精神一振。见杨平教授团队成员,意味着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技术细节,也意味着锐行确实在认真考虑合作。

会议结束,代表团离开。

黄佳才独自留在会议室,助理走进来。

“黄总,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想就这次谈判进行采访。”

“暂时不回应。”黄佳才说。

华盛顿,白宫东翼。

椭圆形办公室里,一场关乎生死的特别会议正在举行。这不是常规的国家安全会议,却可能影响美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未来地位。

“总统先生,数据就在这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艾伦?威尔逊博士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橡木桌面上,“三博研究所提供的临床试验数据,经过我们最严格的双盲复核,确认有效率达到92%,而现有标准疗法平均只

有19%。严重不良反应率1.2%,远低于FDA常规审批要求的5%红线。”

总统先生翻阅着报告,眉头紧锁。他是律师出身,对科学数据保持着本能的审慎,但报告上那些图表和统计显著性标志(p<0.001)不会说谎。

“安全问题呢?”总统抬头问,“特别是技术转移和长期依赖性。”

“这正是关键点。”国家安全顾问接过话,“中国人在协议中明确表示:核心知识产权不转让,生产工艺不转让,治疗只能在指定中心进行。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批准使用,技术控制权仍在中国人手中。”

总统放下报告,身体后仰,没有说话,办公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里高扬的病情怎么样了?”总统突然问。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回答:“颅内的肿瘤继续在增大,约翰内森博士预测,生命期以月计算,现在已经错过手术时机,如果再拖延,会错过K疗法的最佳时机。”

“如果他有什么问题,而我们因为程序原因拒绝了一项可能救他的疗法,”总统缓缓地说,“舆论会怎么《纽约时报》的头条会不会是“官僚主义杀死美国企业家'?”

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知道答案。

“政治影响呢?”总统看向自己的幕僚长。

“参议院卫生委员会已经收到超过五万封选民来信,要求加快审批。二十三个患者权益组织明天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华尔街那边......BG集团的股票在过去两周下跌了18%,但有趣的是,如果FDA批准的消息传出,分

析师预测会暴涨40%以上。”

总统站起身,走到窗前,远处,华盛顿纪念碑在阳光下矗立。

“艾伦,”他没有回头,“以专业角度,你认为这项技术值得冒险吗?”

威尔逊博士深吸一口气:“总统先生,我从事肿瘤科学研究四十年,这是我见过最颠覆性的进展。它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治疗模式。如果我们拒绝,欧洲、日本、甚至新加坡都会抢着合作,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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