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过队伍”的频率越来越高。张大妮发明了一个词叫“队伍天”——但凡清晨听见远处传来军号声，这一天就别想安宁。她总是把女儿的小衣裳藏在贴身的暗袋里，因为上次“过队伍”之后，村里丢了三个奶娃娃。

1948年麦收时节，从汴梁城方向传来的炮声震得刘家房梁上的土直往下落。刘汉山蹲在屋顶观望，只见东南方的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天亮后，溃散的国民党伤兵像潮水一般涌过村庄，有个瘸腿的排长竟然想用金戒指换刘家的独轮车。

“共军打进城了！”他惊恐地比划着，“那些戴狗皮帽子的兵，枪法准得邪乎！”

果然，三天后，第一批穿着灰布军装的解放军开进了刘庄。他们没有征粮，反而帮老乡修好了被炮火炸毁的水渠。有个小战士看见刘家墙上的弹孔，眼眶竟然红了，他心疼地说：“老乡，让你们受苦了……”

当刘汉山接过解放军炊事班送来的高粱面窝头时，这个历经沧桑的汉子突然泪流满面。他想起被抢走的银簪子是亡母的遗物，想起庞媛媛再也无法怀上的孩子，想起爱田真临别时说的“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战争”。

秋风轻轻掠过豫东平原，吹散了弥漫数年的硝烟。刘家院里，那株被炮弹削去半边的老枣树，竟又悄悄冒出了新芽。

张大妮带着女儿躲进地窖的日子，成了她生命中最漫长的煎熬。地窖里霉味刺鼻，潮湿的墙壁上爬满了蜈蚣。每当炮声响起，怀中的孩子就会惊跳起来，她只能哼着走调的摇篮曲，把最后一块糖塞进女儿嘴里。

有一次，她刚探出头，就听见皮靴踏地的声响，慌忙缩回时额头撞在了门框上。温热的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孩子惊恐的小脸上。她死死捂住女儿的嘴，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心跳声大得仿佛要震破耳膜。

“过队伍”这个词，渐渐成了村里人的梦魇。队伍前面的士兵目不斜视，中间的炮车碾过麦田，最后面的后勤兵像蝗虫一样扫荡着村庄。起初人们害怕拿枪的，后来才发现，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背着锅碗瓢盆的。

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张大妮在为女儿缝制棉袄时，发觉袖口还残留着上次“过队伍”时的血迹。针线于布料间来回穿梭，恰似命运在乱世里艰难穿行，每一针都仿佛扎在这位母亲的心头。

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洒进刘家院子，张大妮抱着女儿伫立在老枣树下。嫩绿的新芽从焦黑的树干上探出头来，宛如希望从绝望中破土生长。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是三年来，村里头一回听见这般欢快的声音。

首次洗劫刘家的那伙人，正是背负着恶名与不光彩称号的不法之徒。在那个拂晓时分，一群身着黄色军装的士兵队伍穿过了村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国民党旗下的精锐部队——51师三团。当时，张大妮正抱着仅有三个月大的女儿打算外出，却目睹那些身负使命的人忙忙碌碌地架起锅灶准备做饭。村子里有一口清澈的水井，还有充足的粮食和咸盐。张大妮本想去瞧瞧部队的用餐情况，刚走到门口，一个胖胖的少校军官带着五六个士兵就把门口给堵住了。刘汉山和刘麦囤都不在家，家里只剩下几个女人。

军队的行动犹如风向标，预示着风雨即将来临。少校身着军装，肩上的肩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眼神坚毅，语气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强硬。“我们部队需要征用粮食，这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请你理解并配合，尽快把家中的米面交出来。”他的话语铿锵有力，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砸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层层波澜。

张大妮却有着超乎常人的胆量与智慧。她见识过军队的来来去去，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所以面对少校的命令，她没有丝毫的慌乱。“这事儿你去找我们的保长马高腿，他是村里的主事人，这种事情他最拿手。”她的话语沉稳而坚定，如同一潭深不可测的湖水，让人不敢小觑。

马高腿是个大嗓门，行事风风火火。一听说军队的需求，他立刻敲响了铜锣，用他那独有的洪亮嗓音向各家各户喊道：“各位乡亲，赶紧准备小米和白面，这是为了咱们的军队，为了咱们的家园。要是有哪家不配合，我们的队伍会亲自上门，绝不轻饶。”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久久回响，好似战鼓的轰鸣，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紧张局势。

这个小村庄，平日里宁静得如同一幅画卷，此刻却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每家每户的粮仓都要被打开，那些黄澄澄的小米，白花花的面粉，都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如今却要被征用，以供给前线的士兵。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为了生存的博弈，而张大妮家的大门，即将成为这场博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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